奧斯卡·王爾德的《理想丈夫》

出版日期: 1899 文学时期: 維多利亞時期 类型: 諷刺喜劇

寫於1895年的《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是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Wilde)繼1892年創作《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1893年創作《無足輕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之後的第三部社會喜劇。在輕鬆瑣屑和詼諧打趣的表面之下,王爾德探討的是政治力量與個人道德之間的嚴肅問題。他讓維多利亞時期看戲的觀眾們意識到,笑完別人,就該笑自己了。1895年1月3日,這出戲首演於倫敦的干草劇院 (Haymarket Theatre)且叫好叫座,隨後又陸續演了上百場。《理想丈夫》融合了戲謔與醜聞、通俗戲劇和諷刺喜劇,從過去到現在一直為觀眾帶來歡樂。

奥斯卡·王尔德

出生: 1854年10月16日 逝世: 1900年11月30日 职业: 作家、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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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丈夫》講了什麼?

這出戲在羅伯特·齊爾敦爵士那坐落於倫敦時髦的格羅夫諾廣場(Grosvenor Square)的宅邸晚宴上拉開序幕。馬克貝夫人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聰明且野心勃勃的薛芙麗太太。薛芙麗太太原來曾和羅伯特爵士的妻子,也就是齊爾敦太太有著同窗之誼,而她從維也納回來的目的是為了要挾羅伯特爵士這位前途大好的外交官員。羅伯特爵士的財產,以及他的事業,其實都建立在他當初將內閣秘密出賣給蘇伊士運河公司而賺得的物質報酬之上。在這部劇裏,由始至終,羅伯特爵士都在大費周章地對妻子隱瞞這個有如人格污點的秘密。畢竟齊爾敦太太崇拜她的「理想丈夫」可謂到了一個把他架上神壇的地步,而羅伯特爵士也很擔心因此失去妻子的愛慕。薛芙麗太太一心想要從羅伯特爵士的尷尬處境中得到好處,一度把他耍得團團轉,可到了故事的最後一幕卻聰明反被聰明誤。在王爾德筆下,沒有一個角色是完美無缺的;即使是表面上看來毫無破綻的齊爾敦太太也犯了個愚蠢的錯誤——她在發現丈夫的不法行為之後,居然給高凌子爵寫了一封妥協信。

時尚風潮和現代性

在《理想丈夫》中,王爾德讓羅伯特爵士與齊爾敦太太的婚姻和他妹妹齊玫寶與高凌子爵之間漸生的情愫形成鮮明的對比。齊爾敦夫婦之間存在著比齊玫寶和高凌子爵的曖昧關係更為強大的道德期許,這也因此使其婚姻關係陷入了不堪一擊的地步。高凌子爵打扮入時,品味出眾,但卻沒有正當職業,讓他父親大感失望。他就是一個完美的花花公子。當賈复山伯爵抱怨他兒子「終日無所事事」時,玫寶立馬就為高凌子爵辯護:「您怎麼可以這樣說呢?哪,他早上十點鐘去海德公園騎馬,每週看三次歌劇,每天至少換五次衣服,到社交季節更是每晚在外頭吃飯。」玫寶和高凌子爵的人物性格大抵最像王爾德自己。王爾德熱愛頹廢,穿衣打扮有自己的一套審美原則,生活方式亦被其他人競相效仿。

在第二幕中,玫寶說她要去參加演出排練,她所扮演的角色得「在一些場景定格里」倒立。馬克貝夫人覺得玫寶「也許太現代了一點」,畢竟「一個人太現代,最危險不過了,很容易突然之間就變成了老派」。玫寶還說,演出是「最精彩的慈善活動:為了救助‘不配救助的人’,我真正關心的也只有這種人」。王爾德借玫寶之口諷刺了英國上流社會所謂的樂善好施,以及他們對「配得上」和「配不上」的窮人們的區別對待。正如他寫於1891年的文章《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中所論述,王爾德認為慈善無法解決貧困的根本問題,只不過是為社會更深層的不平等粉飾太平罷了。

這些手稿告訴了我們哪些關於王爾德創作過程的故事?

1893年的夏天,王爾德同他的戀人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勳爵(Lord Alfred Douglas)在泰晤士河上的高凌區租住了一所房子。他筆下的角色,高凌子爵的名字,便是從高凌區這兒來的,也正是在這裏,王爾德開始了《理想丈夫》的創作。後來他在倫敦的聖詹姆斯大街完成了這齣四幕劇。在這份手稿的開頭,王爾德親筆寫道:「copy to be sent to 10. St James’ Place by Saturday」(稿件請在周六前寄送至聖詹姆斯大街10號),說明這版修訂稿也許在和打字稿一道寄回王爾德住處之前,曾經被送到打字員的手裏。幾經修訂之後,王爾德進一步豐富了人物角色,並完善了情節和對話。

手稿初稿和打字稿與那場1894年1月在乾草劇院獲准演出的舞台劇本有所區別,也和1899年出版的劇本不盡相同。我們可以看到王爾德先創作了劇情對話,因為這版修訂稿裏幾乎沒有什麼舞台行動的說明。故事情節和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沒有太大變動,除了齊玫寶小姐——她是羅伯特·齊爾敦爵士的妹妹,在這一份稿裏,她的名字還是薇奧萊特·齊爾敦。王爾德用鉛筆修改他的手稿,並且用筆記本的左頁來完成長段的添補和修改。

上圖所示的打字稿(Add MS 37947)興許曾被王爾德用作早期排練,聽到演員們念出其中的台詞後,王爾德又作了進一步的修改。他在這一份稿裏改了不少地方,刪減了部分台詞,同時也加了大段新的對話。筆記既有用黑色鉛筆寫的,也有用紫色鉛筆和黑色墨水筆寫的,這意味著王爾德對這一份稿進行了好幾輪的修改。

為什麼這個劇本直到1899年才出版呢?

1895年4月6日,王爾德因同性戀行為被指控觸犯了刑法修正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 1885)第十一款,他因「嚴重猥褻」這項罪名被判入獄,當時干草劇院還在上演著《理想丈夫》,演出場場座無虛席。王爾德在囚禁期間服了兩年苦役。 1897年5月18日被釋放後,他立刻坐船動身去往法國,並在那裏生活直至1900年11月30日逝世。 《理想丈夫》和《不可兒戲》均在1899年出版。

被出版的劇本與其手稿版本有著顯著的不同。王爾德在出版劇本里加入了手寫初稿和打字稿裏都沒有的舞台說明。這些關乎角色的描述到了台上就變成了角色們的舞台動作和服飾穿著。王爾德還在出版劇本里讓見多識廣的讀者們通過聯想藝術品來認識他筆下的人物形象。齊爾敦夫人「是一位有著希臘的端莊之美」的女士;齊玫寶則頗「像一座坦納格拉出產的小雕像」,這是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的一種形制和顏色風格都頗為自然寫實的陶俑;而薛芙麗太太則是「一件藝術品,但綜而觀之,卻露出太多派別的影響」,如此描述興許預示了其人物形像中兩面三刀的個性。

在那篇為雜誌《十九世紀》(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85)所寫的文章《莎士比亞與舞台服裝》(’Shakespeare and Stage Costume’)裏,王爾德從莎劇劇本和演出中引出一系列例子,來說明這位文藝復興時期的劇作家對舞台服裝設計的高度重視。王爾德自己出版的劇本中也包含了許多有關家具、服飾、人物儀態的描寫,這些都對其作品日後的實地舞台演出有所影響。 。對王爾德來說,「舞台並非只是所有藝術相遇的地方,它也是藝術向生活的回溯。」 [1]

撰稿人:凱瑟琳·安格森(Catherine Angerson)

凱瑟琳·安格森是大英圖書館現代文獻與手稿部的策展人,她的工作主要圍繞十七至二十世紀的文學和歷史文獻。安格森在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博士論文研究主要關注德國文學和思潮在英國的接受史。

文章翻譯: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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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全球化时代的王尔德:大英图书馆赴港举办系列活动

2018/11/04 - 2018/11/06

大英图书馆携同奥斯卡·王尔德数字化手稿,参加香港国际文学节,举办王尔德主题讲座,并在文学节期间分别于香港中央图书馆和香港大学举行一系列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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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895年的《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继1892年创作《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1893年创作《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之后的第三部社会喜剧。在轻松琐屑和诙谐打趣的表面之下,王尔德探讨的是政治力量与个人道德之间的严肃问题。他让维多利亚时期看戏的观众们意识到,笑完别人,就该笑自己了。1895年1月3日,这出戏首演于伦敦的干草剧院(Haymarket Theatre)且叫好叫座,随后又陆续演了上百场。《理想丈夫》融合了戏谑与丑闻、通俗戏剧和讽刺喜剧,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为观众带来欢乐。

奥斯卡·王尔德

出生: 1854年10月16日 逝世: 1900年11月30日 职业: 作家、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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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丈夫》讲了什么?

这出戏在罗伯特·齐尔敦爵士那坐落于伦敦时髦的格罗夫诺广场(Grosvenor Square)的宅邸晚宴上拉开序幕。马克贝夫人带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聪明且野心勃勃的薛芙丽太太。薛芙丽太太原来曾和罗伯特爵士的妻子,也就是齐尔敦太太有着同窗之谊,而她从维也纳回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挟罗伯特爵士这位前途大好的外交官员。罗伯特爵士的财产,以及他的事业,其实都建立在他当初将内阁秘密出卖给苏伊士运河公司而赚得的物质报酬之上。在这部剧里,由始至终, 罗伯特爵士都在大费周章地对妻子隐瞒这个有如人格污点的秘密。毕竟齐尔敦太太崇拜她的“理想丈夫”可谓到了一个把他架上神坛的地步,而罗伯特爵士也很担心因此失去妻子的爱慕。薛芙丽太太一心想要从罗伯特爵士的尴尬处境中得到好处,一度把他耍得团团转,可到了故事的最后一幕却聪明反被聪明误。在王尔德笔下,没有一个角色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是表面上看来毫无破绽的齐尔敦太太也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她在发现丈夫的不法行为之后,居然给高凌子爵写了一封妥协信。

时尚风潮和现代性

在《理想丈夫》中,王尔德让罗伯特爵士与齐尔敦太太的婚姻和他妹妹齐玫宝与高凌子爵之间渐生的情愫形成鲜明的对比。齐尔敦夫妇之间存在着比齐玫宝和高凌子爵的暧昧关系更为强大的道德期许,这也因此使其婚姻关系陷入了不堪一击的地步。高凌子爵打扮入时,品味出众,但却没有正当职业,让他父亲大感失望。他就是一个完美的花花公子。当贾复山伯爵抱怨他儿子“终日无所事事”时,玫宝立马就为高凌子爵辩护:“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哪,他早上十点钟去海德公园骑马,每周看三次歌剧,每天至少换五次衣服,到社交季节更是每晚在外头吃饭。”玫宝和高凌子爵的人物性格大抵最像王尔德自己。王尔德热爱颓废,穿衣打扮有自己的一套审美原则,生活方式亦被其他人竞相效仿。

在第二幕中,玫宝说她要去参加演出排练,她所扮演的角色得“在一些场景定格里”倒立。马克贝夫人觉得玫宝“也许太现代了一点”,毕竟“一个人太现代,最危险不过了,很容易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老派”。玫宝还说,演出是“最精彩的慈善活动:为了救助‘不配救助的人’,我真正关心的也只有这种人”。王尔德借玫宝之口讽刺了英国上流社会所谓的乐善好施,以及他们对“配得上”和“配不上”的穷人们的区别对待。正如他写于1891年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中所论述,王尔德认为慈善无法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只不过是为社会更深层的不平等粉饰太平罢了。

这些手稿告诉了我们哪些关于王尔德创作过程的故事?

1893年的夏天,王尔德同他的恋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在泰晤士河上的高凌区租住了一所房子。他笔下的角色,高凌子爵的名字,便是从高凌区这儿来的,也正是在这里,王尔德开始了《理想丈夫》的创作。

后来他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大街完成了这出四幕剧。在这份手稿的开头,王尔德亲笔写道:“copy to be sent to 10. St James’ Place by Saturday(稿件请在周六前寄送至圣詹姆斯大街10号)”,说明这版修订稿也许在和打字稿一道寄回王尔德住处之前,曾经被送到打字员的手里。几经修订之后,王尔德进一步丰富了人物角色,并完善了情节和对话。

手稿初稿和打字稿与那场1894年1月在干草剧院获准演出的舞台剧本有所区别,也和1899年出版的剧本不尽相同。我们可以看到王尔德先创作了剧情对话,因为这版修订稿里几乎没有什么舞台行动的说明。故事情节和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没有太大变动,除了齐玫宝小姐——她是罗伯特·齐尔敦爵士的妹妹,在这一稿里,她的名字还是薇奥莱特·齐尔敦。王尔德用铅笔修改他的手稿,并且用笔记本的左页来完成长段的添补和修改。

上图所示的打字稿(Add MS 37947)兴许曾被王尔德用作早期排练,听到演员们念出其中的台词后,王尔德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他在这一稿里改了不少地方,删减了部分台词,同时也加了大段新的对话。笔记既有用黑色铅笔写的,也有用紫色铅笔和黑色墨水笔写的,这意味着王尔德对这一稿进行了好几轮的修改。

为什么这个剧本直到1899年才出版呢?

1895年4月6日,王尔德因同性恋行为被指控触犯了刑法修正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 1885)第十一款,他因“严重猥亵”这项罪名被判入狱,当时干草剧院还在上演着《理想丈夫》,演出场场座无虚席。王尔德在囚禁期间服了两年苦役。1897年5月18日被释放后,他立刻坐船动身去往法国,并在那里生活直至1900年11月30日逝世。《理想丈夫》和《不可儿戏》均在1899年出版。

被出版的剧本与其手稿版本有着显著的不同。王尔德在出版剧本里加入了手写初稿和打字稿里都没有的舞台说明。这些关乎角色的描述到了台上就变成了角色们的舞台动作和服饰穿着。王尔德还在出版剧本里让见多识广的读者们通过联想艺术品来认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齐尔敦夫人“是一位有着希腊的端庄之美”的女士;齐玫宝则颇“像一座坦纳格拉出产的小雕像”,这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一种形制和颜色风格都颇为自然写实的陶俑;而薛芙丽太太则是“一件艺术品,但综而观之,却露出太多派别的影响”,如此描述兴许预示了其人物形象中两面三刀的个性。

在那篇为杂志《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85)所写的文章《莎士比亚与舞台服装》(‘Shakespeare and Stage Costume’)里,王尔德从莎剧剧本和演出中引出一系列例子,来说明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对舞台服装设计的高度重视。王尔德自己出版的剧本中也包含了许多有关家具、服饰、人物仪态的描写,这些都对其作品日后的实地舞台演出有所影响。。对王尔德来说,“舞台并非只是所有艺术相遇的地方,它也是艺术向生活的回溯。” [1]

撰稿人:凯瑟琳·安格森(Catherine Angerson)

凯瑟琳·安格森是大英图书馆现代文献与手稿部的策展人,她的工作主要围绕十七至二十世纪的文学和历史文献。安格森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博士论文研究主要关注德国文学和思潮在英国的接受史。

文章翻译: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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