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沉浮:王尔德在中国的文学命运

本文讲述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中国的故事,从五四运动时期王尔德首度被译介到中国,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受欢迎的王尔德改编剧,再到2015年《不可儿戏》在北京上演,一同回顾这位伟大作家及其作品的百年沉浮史。

如果单从中文译名来看,奥斯卡·王尔德在中国的文学之路本应一帆风顺,不缺幸运女神的眷顾。毕竟在中文里,“奥斯卡”使人想起奥斯卡金像奖,“王尔德”则兼具“王家风范”和“高尚品德”之意,乍一看还以为意取“明君”。但命运却喜欢开玩笑,自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译介其短篇作品《快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以来,王尔德文学作品的中国之路可以说是走得跌宕起伏(当然,最终还是重新获得了青睐)。

从二十世纪初广受赞誉,到四十至七十年代末被束之高阁,之后又重获追捧——王尔德在中国的文学命运与他在英国本土的文学生涯意外地相似。他凭借《莎乐美》(Salomé, 1892-95)(虽然此剧一开始曾因涉及敏感的圣经题材被英国内廷所禁)、《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 1892)、《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声名大振,之后又因与同性有染的罪名遭受审判、入狱监禁(1895-97)、出狱流放(1897-1900),其声誉一落千丈,最终于1900年11月30日死于脑膜炎。之后,因酷儿理论、政治经济学、后殖民主义等视角的出现,王尔德及其作品在才得以被世人重新审视,而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又在2017年达到高潮。这一年,王尔德终于在去世多年后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赦免,因为同性性行为在英国正式合法化。

事实上,中国人在译介王尔德时,对他本人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他的作品——王尔德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饱受非议的文化形象——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或许胜于其他任何一位西方作家。王尔德在中国的沉浮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恰好见证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潮起潮落。

《遗扇记》、“莎乐美之吻”:王尔德在中国初获赞誉

和许多西方作家一样,奥斯卡·王尔德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被译介到中国,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革命性杂志《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认为王尔德的戏剧有动摇旧社会的批判意义,而创造社和新月社等新文学团体则认为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是一种美学解放。王尔德的公众形象大胆而独特:他有一头长发,他的时尚评论一针见血,他妙语连珠、直言不讳,举止既似表演,又好像只是表达个性。这一切让当时接受了大学教育,认为传统文化压抑人性、令人窒息的中国青年耳目一新。出于这种热爱,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王尔德的大部分重要剧作已被译成了中文,包括《莎乐美》、《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和《不可儿戏》,有些甚至出现了多种译本。

1924年,导演洪深改编了《温夫人的扇子》,这是王尔德的剧作首次登上中国舞台。两年之前,洪深曾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的《琼斯皇帝》(Emperor Jones)改编为《赵阎王》,但却反响平平。《温夫人的扇子》似乎更有希望,因为其中的念白虽然远多于中国传统戏曲,却不至于像萧伯纳(Bernard Shaw)的剧作那般连篇累牍。它不像《琼斯皇帝》一样极具实验性——表现主义的叙事方式能令伦敦和纽约的观众着迷,却无法吸引上海的中国观众。它也没有过于直白的政治色彩,而是一出充满了阴差阳错的喜剧。故事说的是一位年轻的夫人怀疑丈夫不忠,决定离开丈夫和孩子,谁知那个“坏女人”竟是二十年前弃她而去的母亲,最终这位母亲还解开了女儿的困境。这样的情节应该很受上海资产阶级观众的欢迎。标题中提到的那把扇子(剧中,它被年轻夫人落在了不妥之处,后被母亲及时“送回”)能立即吸引观众的注意,让他们想起经典小说《红楼梦》或是戏曲《桃花扇》中的扇子。1919年出版的一个译本就曾将剧名译作《遗扇记》。这部剧尽管对社会极尽讽刺,却风格轻松,同时充满悬念,结尾也皆大欢喜——疑云消散,有情人终成眷属,“坏女人”也通过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母爱实现了救赎。另外,该剧舞美华丽、服饰时尚,以大众文化为美学基础,很合上海“小资”观众的口味,不亚于其对伦敦、纽约观众的吸引力。

为了确保改编剧的成功,洪深没有使用现成的译本,而是自行翻译了剧本。洪深的译文十分自由,奔着表演而去,没有过多修饰,或者说没有严复推崇的“信达雅”中的“雅”。洪深将中文剧名定为《少奶奶的扇子》,比《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更简洁、更抓人眼球,也不拗口,意思一目了然。除了生动自由的翻译,导演洪深还请来了极具才华的班底,自己也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次改编非常成功,连演五天,戏票全部售罄。虽然其社会与政治影响不及改编易卜生(Henrik Ibsen)《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剧作,却为如何将西方经典搬上中国舞台,如何平衡“为人生而艺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口号)和“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说“为娱乐而艺术”,以及如何解决票房问题等等,提供了许多经验。以洪深的译本为基础,这部剧还在1939年被改编为电影,之后被改编为沪剧等地方戏曲,并且一直是沪剧中的经典剧目。

另一部在早期就被搬上中国舞台的王尔德剧作是《莎乐美》,改编自田汉的著名译作。田汉在1916-22年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王尔德,在那里观看了一出《莎乐美》的表演。日本的那一版改编非常成功,在1912-25年期间完成了一百二十七场演出。此剧借鉴圣经故事,讲述犹太行省古希律王朝之王希律二世(Herod II)的继女莎乐美跳罢七面纱舞,要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的项上人头作为奖赏。在亲吻了银盘上的头颅后,莎乐美被希律二世处死。

从当代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观点来看,王尔德挪用圣经故事,描写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致命女郎”(femme fatale)或许颇有东方主义之嫌。但对田汉等创造社成员,甚至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无论圣经发源于何地,它作为欧美国家主要宗教的圣书经典,在本质上仍然是典型的西方文本。因此,王尔德重述的这个圣经故事,可谓再西洋不过了。当时的中国之所以对《莎乐美》着迷,是出于学习一切西方文化,从而实现救国和复兴本土文化的目的。这是一种变相的东方主义,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西方主义”,是处于地理和文化层面而言最东端的中国,观察西方大陆的方式。在1929年的改编版本出现之前,这部王尔德剧作便已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对莎乐美的模仿潮,无论男女,无论台上台下。“莎乐美之吻”成了许多文学和戏剧作品的母题或隐喻,也带来了现实生活中矫饰主义的浪潮。

1929年,田汉以他自己的译本为基础导演的《莎乐美》吸引了很大的关注。这次改编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充满“异域色彩”的西方故事,一个性感的中文标题《莎乐美》,还有一位美貌而大胆的年轻女演员俞珊来担纲女主角。1929年7月7日,当该剧首演于南京时,剧院里挤得水泄不通。不过,同年8月在沪演出时,通常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上海观众却没有那么热情。上海的演出并不成功,原因之一是俞珊因家庭方面的压力离开了剧组。毕业于哈佛的英语教授、《新月》月刊主编梁实秋批评此剧奉行感伤主义和肉欲主义。一年后,俞珊出演了田汉改编的乔治·比才(George Bizet)的歌剧《卡门》(Carmen),饰演与剧作同名的女主角。这个角色同样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东方“致命女郎”(虽然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来说卡门是一个再西方不过的角色)。

一纸罪证、一幅致命画像和喜欢儿戏的王尔德

虽然《莎乐美》和《温夫人的扇子》在中国大获成功,王尔德在中国的译介却从四十年代开始步入黯淡,并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这完全是因为用当时中国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文学话语来克,王尔德的美学不仅无用,而且腐朽。那时候,对王尔德作品的批判不可胜数,却无一提及他的同性性行为及审判(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在中国一直是禁忌的话题),直到1996年《王尔德传》(Oscar Wilde, His Life and Confessions, 1916) 的中译本问世。这是王尔德的好友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为他撰写的传记。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王尔德的译作就逐渐在中国复苏。如今,与王尔德相关的论述随处可见:学术文章,学位论文,以及各式各样、通过各种媒介呈现的书籍。有他的童话故事,有《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也有他的剧作;有英文原版,有中文译文,也有中英对照版本;有全文,也有缩写。在各家出版社纷纷出版王尔德作品的同时,他的戏剧更是风靡无数校园舞台。

王尔德于1890年出版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十分大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批评这部小说道德败坏。1983年,小说有了新的中译本(郁达夫曾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翻译过该小说,但不知为何从未出版)。之后也有其他译者翻译出版此作,其中就包括彭恩华。1988年,姜允麟译本将小说标题译为《灵魂的毁灭》,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作品的主旨,却也丢失了原英文标题的丰富内涵。许许多多的学术文章对此书做了研究,从作者生平、作品美学、道德、心理学和艺术原型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历久弥新,原因之一是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极尽讽刺,与中国人对当代中国社会里新贵阶层、消费主义、贪污腐败等方面的感受不谋而合。当代译者鲍冷艳认为,《理想丈夫》中有许多内容正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写照。例如,不那么理想的丈夫罗伯特·齐尔敦爵士(Sir Robert Chiltern)靠内幕交易发迹,他那封写给安海男爵(Baron Arnheim)的信就是罪证。中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以来,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人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中有些东窗事发,有些时至今日依然坐享其成。最近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一大难题,就是究竟应该放过这些污点之人,还是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当中不乏改革开放早期大胆的创业者,借用苏格兰评论、讽刺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话来说就是“实业领袖”(“captains of industry”)。这就好比在王尔德的戏中,此类角色是否应该被给予第二次机会。出于复杂的文化原因,中国社会的戏剧中少有讽刺剧作,而《理想丈夫》恰好迎合了社会的需求。

奥斯卡·王尔德虽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已重获关注,他的剧作真正被搬上中国的专业戏剧舞台,是在2015年。《不可儿戏》的演出从当年6月4日持续到6月16日,获得了不少评论家和媒体的关注。在中国的当代文化圈中,导演兼译者周黎明就有王尔德式的个人魅力(除了王尔德的丑闻包袱)。他之所以选择王尔德作为自己在2015年的年度之作,就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伦敦和2015年的北京“极为神似,尤其就阶级意识、社会流动和镀金时代中的种种束缚方面而言”。中国尤其是北上广等大城市出现了相当数量(尽管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很小)的“有闲阶级”,他们乐于炫耀自己的消费,追求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中国观众终于准备好观看这部适合“严肃”的以及不那么严肃的人的“无聊喜剧”了。

周黎明很清楚自己有创作的权力,知道自己作为编导将这部剧作搬上中国舞台时可以(或者说必须)有多大的“发挥空间”,他要给此剧一个“中国式的独特转变”。他知道,对原作主旨和台词的“忠实”翻译可能读起来不错,却未必能取得良好的舞台效果。原作中所有的文化符号,包括保守党成员(Tories)、重浸派(Anabaptists)、什罗普郡(Shropshire)等等,会让中国观众一头雾水。所以周黎明对原作进行了大改造,从人名、地名到文化符号,都以能让观众产生共鸣为目标进行了改编。中文版的基本情节仍然与原作保持一致,但是背景设定改成了2015年的北京。所有角色摇身一变,成了更便于观众辨识的中国人:约翰·华兴(John Worthing)成了鲁华兴,亚吉能·孟克烈夫(Algy Moncrieff)成了蒙元吉,巴拉克诺夫人(Lady Bracknell)成了溥夫人,不一而足。

在这次“颠覆式”的重新改编中,不可避免地放弃了一些原作中的元素。例如,原作含义深刻的标题“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对“Earnest”玩了个文字游戏,既指剧中角色“任真”(Ernest,即约翰·华兴),又暗含了故事情节,更是对角色和维多利亚时代因“认真”讲求体面而引发一出出闹剧的戏谑与讽刺。这样的标题几乎是不可译的。《不可儿戏》这一中文标题讨巧醒目,不求与原题对等。如若生搬硬套,反而和再创作之后的这出风尚喜剧格格不入了。无论如何,周黎明的《不可儿戏》从总体来看还是掌握了原作的精髓,用一出喜剧表现了一群“有闲阶级”的新贵如何在二十一世纪“镀金时代”的北京认真地对鸡毛蒜皮的小事讲究个不停。这出喜剧“套”在当今中国的任何城市也都可以适用。

我们可以“认真”地预测,只要“镀金时代”继续闪闪发光,奥斯卡·王尔德就能继续做一个富有魅力的文化人物。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也将能时刻照进现实。

文章翻译:陈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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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祁寿华(Shouhua Qi)

祁寿华,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美国西康州大学英语教授。祁教授近年以合编者及撰稿人的身份参与编写了学术著作《他世里的勃朗特姐妹》(The Bronte Sisters in Other Wor(l)ds),并著有专书《西方文学在中国及一个国族的翻译》(Western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the Translation of a Nation,2012),两本学术专著均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祁教授正在撰写一本新书,题为《为中国舞台改编西方经典》(Adapting Western Classics for the Chinese Stage),此书将在2018年由路特雷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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