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講：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二）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國古貴族子弟，世代傳承。他有繼承爵位和財產的權力，但和父親合不來。19歲宣佈自己的「無神論」。出小冊子，名《論無神論的必然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m），與父親鬧翻，被牛津除名。又與一位非貴族女子結婚，被家庭逐出。這段婚姻又不幸，不久離婚。妻子在離婚後自殺。

同情他的身世。一個安於既成見解的人，在當時就以「無神論」為標誌，又打破貴族門閥觀念。

20歲，鼓呼愛爾蘭解放運動，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臉長得像姑娘，卻是個脾氣很大的造反派。第一部長詩《麥布女王》（Queen Mab），被當局仇視。1811年，他被家庭趕出，被學校趕出，被國家趕出（這是命。我少年時也被上海市長吳國楨批准的開除書開除，寄到家，我媽媽昏倒，家鄉輿論大嘩）。

雪萊去瑞士旅行，在日內瓦湖邊碰到拜倫，從此友誼深厚，說死也為拜倫死。拜倫抽鴉片，請雪萊過海取貨，結果溺死了（小道消息）。

拜倫與雪萊同時被介紹到中國。魯迅《傷逝》中涓生的屋裏，牆上掛著雪萊的肖像。我小時候心目中的詩人，就是雪萊、拜倫、普希金。秀麗，鬈髮，大翻領襯衫，手拿鵝毛筆——那時看到這副樣子，就覺得是詩人，羨煞，卻沒想到「詩」。

少年人都是由表及裏的。

「我要把內心的光傳給世人。」他少年時在泰晤士河畔立誓。

當時看了真感動啊！

現在以人生觀、世界觀、藝術觀論，我和他已經沒法談了，好像童年的衣服，不能穿了——他當時「內心的光」，無非人民、平等、自由、博愛。今天怎樣？哪裏像他那時想的。藝術沒有進化可言——藝術家卻要不斷進化。

這進化，指的是超越時代。

當時他是先知。他站在他的時代前面。我們今天讀他的詩，也要站在今天的前面。

浪漫主義是一種福氣，我們輪不到享受這種福氣了。也因此今天我能寫出和拜倫、雪萊不一樣的詩。

他1818至1822年在意大利，創作力非常強盛：《伊斯蘭起義》（The Revolt of Islam）、《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倩契一家》（The Cenci）、《給英國人民之歌》（Men of England）、《自由頌》（Ode to Liberty）、《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他都想在詩中解決問題，在詩中做政治宣言。普希金也如此。其實那時誰懂政治？我們現在讀到十九世紀所謂民主、自由的政論詩，都會感到幼稚滑稽。

非正式排排隊：所有以思想「革命」的，有如下幾類：

感覺上的民主主義——古代希臘民主思想。

感情上的民主主義——啟蒙時代的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

理論上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行動上的民主主義——暴力、獨裁。

思想上的民主主義——二十世紀成熟的思想家。

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就是「感情上的民主主義」。雪萊如果不死，世人會說他是個「革命者」。拜倫如果不死，我看他是「反革命」——我喜歡反革命份子拜倫。

凡屬於感情上的民主主義，現在看，是受不了的，可以說過時了，預言、反抗等等，過時了。《西風頌》有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是雪萊的名言。

世界哪裏是那樣的。好人讀了要上當的。

雪萊與拜倫性格不一樣的。拜倫因為思想上的不成熟，呼天搶地宣揚他的懷疑，雪萊也因為思想上的不成熟，歡天喜地維持他的信仰——說句老實話，我看他們寫的詩，只當風景看看。說一句狂妄嚴厲的話：他們都不懂得寫詩。

西方人真正會寫的，是小說，不是詩。中國人才會寫詩，但不會寫小說。現代中國人，散文、小說、詩，都不知道怎麼寫了。

約翰·濟慈（John Keats，1795—1821）。一個清清白白的唯美主義者（王爾德後來成了個骯髒的唯美主義者）。詩篇《艾德美》（Endymion，也稱《恩底彌翁》），取材希臘神話，初出時被世人罵，他氣得發瘋。他不知道可以視批評家為狗，也不知道知名來自誤解。他老實，沒有我這樣老奸巨猾，他氣出肺病來。他與雪萊、拜倫都通信，那信寫得真好。

他應雪萊之邀到意大利養病。那時沒飛機，馬車顛過去，到了意大利，肺病已是後期，完了，26歲死於羅馬。

病也有時代性。那時作興肺病。

他是詩之花，是個薄命的男佳人。他與雪萊、拜倫不一樣，一味讚揚美，對人間世事概不在懷。不過他們那時的唯美，照我看，唯是唯了，美還不夠美。

不過想回來，對一朵花不能要求太高。一朵花活二十六年，已經不短了。他的墓在羅馬。丹青去時還不知道，沒去拜訪，以後要去。

「這裏躺著的是一個姓名寫在水上的人。」（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on water.）這是他的墓志銘。

我最喜歡司湯達的墓志銘：

「活過，寫過，愛過。」（visse， scrisse， amò.）

厲害得不得了，又謙虛又傲慢，十足陽剛。

濟慈的詩：《艾德美》、《伊莎貝拉》（Isabella）、《夜鶯》（Ode to a Nightingale）、《古瓶頌》（Ode on a Grecian Urn）。雪萊像雲雀，濟慈像夜鶯。他總是寫夜鶯。

直到十九世紀末，維多利亞時代詩名最大的是丁尼生。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桂冠詩人，文學史上位置很高。其父為牧師，有三子，丁尼生最小。上劍橋「三一學院」時，作詩得獎。他的哥哥也擅詩，兩人合出詩集。不久獨自出詩集，三年後又出一本，但都被批評家嚴厲否定。他自此隱居九年，直到1842年，再出新詩集，詩名大噪。丁尼生最後得爵位，得桂冠。

溫和，明淨，講究音韻，合英國紳士口味。長壽。他是英詩史上的福人。福人往往是俗人。我不喜歡丁尼生，桂冠詩人尤其討厭，好像皇家寵物。

勃朗寧和丁尼生被稱為當時的「詩台雙星」。但我喜歡勃朗寧。

羅伯特·勃朗寧（Robert Browning，1812-1889）。受教於倫敦大學，一生生活寧靜。早年寫過戲劇，不好——他是詩人。後來找到自己，出詩集《鈴鐺和石榴》（Bells and Pomegranates）、《男人和女人》（Men and Women），漸得大名。

我們小時候的小學教科書，有許多世界名著。唱莫扎特，我們卻不知道。那時我就在教科書上讀到了勃朗寧的詩，非常喜歡，叫做《花衣吹笛人》（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有一個大城，老鼠成災，市長招募滅鼠的能人，允諾厚賞。一個穿花格子衣服的流浪者說能滅鼠，市長高興，請他行事。花衣吹笛人便吹響笛子，老鼠紛紛出洞來到他腳邊，他邊走邊吹，走到河邊，鼠群統統掉到河裏淹死了。花衣吹笛人向市長討報償，市長賴賬不認。吹笛人笑笑，轉身走出市府，邊吹邊走，全城的小孩跟著他走出城門，不知去向。

這首詩有寓言童話的性質，但更有詩味。現在想想，我也是那個吹笛人——講世界文學，就是吹笛呀。

他是個博大精深的詩人，淡遠簡樸中見玄思。他是寫給少數智者看的，所以紀德稱他「四大智星」之一。他像一座遠遠的山，不一定去爬，看到他在，我就很安心。他相貌極好。

伊麗莎白·芭蕾特·勃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通常稱勃朗寧夫人。她是英國女詩人中最有成就的，相貌也極美。生於倫敦，知識廣博精深，翻譯希臘文學（《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她最愛弟弟，弟弟不幸死於海難，她悲痛，隱居，以至癱瘓。

她名氣大，長羅伯特‧勃朗寧6歲。勃朗寧求婚。她先拒絕，後來感動，結婚。在意大利度蜜月，由於愛和葡萄酒，她康復了，能走路了。吳爾芙小說《愛犬富萊西》（Flush: A Biography），以他倆的寵狗的視角，描寫他倆戀愛，寫得真誠質樸。兩人樓上樓下分別寫商籟體（Sonnet，也稱十四行詩），傾訴愛，交換：

不要怕重複，再說一遍，再說一遍，你愛我！（《葡萄牙十四行詩集》第二十一首，Say Over Again）

充滿真情。他倆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愛侶（李清照才高於丈夫太多，還是寂寞的）。勃朗寧夫人死在意大利：她與丈夫談心說笑，覺得累了，就偎在他臂上睡去——無病痛，死了。《被放逐的戲曲》（A Drama of Exile）、《孩子的哭聲》（The Cry of the Children），是她的名詩。流傳最廣的是她寫給勃朗寧的詩。

我曾買到勃朗寧詩集，英文，很珍愛。「文革」中窮極，拿到上海舊書店賣。老板懂，看後說：「他的詩沒人要，他太太的我要，你有嗎？」我只好將書抱回，一路上想：「他要他老婆的，他要他老婆的。」

講到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文學理論和批評都要引他的話。他和丁尼生、勃朗寧恬靜樂觀的作風不同。他是懷疑論者。在牛津（大學）教詩歌，刊行詩集。但他的批評家名氣壓過詩名。死在意大利（我看不死則已，要死死在意大利）。

時代有點像個人：人的心情，明一陣，暗一陣，時代也如此。到阿諾德，理智和信仰衝突，直到悲觀。再難受一陣子，濟慈的後人又開始走濟慈的唯美道路。

先有繪畫的「拉斐爾前派」（Pre-Raphaelite），後來推廣到文學。甚麼都不管，只想古代、中古、唯美。首領就是羅塞蒂兄妹。他們是意大利人，詩人，畫家。

但丁‧加百利‧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他的十四行詩，據說是英國最好的。他的畫怎樣呢，不怎麼樣，只多了一種造型。他所特別喜歡的女性的臉，後來影響到魯迅喜歡的比亞玆萊（Aubrey Beardsley）。

詩更有名的是克里斯汀娜‧羅塞蒂（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與勃朗寧夫人並稱。有詩《鬼市》（Goblin Market），成名作。有一天，美國沙龍，克里斯汀娜在。青年文藝家在談詩，談到狂妄處，旁坐的羅塞蒂妹妹忽然站起來，說：「我是克里斯汀娜·羅塞蒂。」然後離去。眾人無話可說。

風範可嘉。

同時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王爾德，哈代，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等等。均善詩。

哈代（Thomas Hardy）寫詩起家，後來以小說得大名。83歲還出過詩集。還有一位道生（Ernest Dowson），其哀歌受人稱讚，寫酒、戀愛、失望。迷戀巴黎，是個頹廢詩人，詩史總要提到他。另有一位菲玆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譯者，譯波斯《魯拜集》（The Rubaiyat），名載文史。十九世紀末，愛文學的青年每人一本《魯拜集》。

這是文學史上的風流韻事。我在13歲時見到《魯拜集》譯本，也愛不釋手。奇怪的文學因緣，憑本能覺得好。

那時的詩，已擺脫神話英雄事件。自湖畔詩派起，已傾向生活、愛、兒童、自然，屬於感情上的民主主義。他們主張永恆的主題，但方法是向回走的。向回走的作用，是借古代的彈力，彈到前面。文藝復興「三傑」都借古希臘之力，彈到前面去。

以詩論，勃朗寧強，借古代，顯示現代氣息。賞十九世紀英國詩，要保持距離，別以為詩到頭了。不，詩的可能性多著呢。十九世紀的詩的礦藏，只發掘了一部份。

我寫詩，神話、英雄、自然、愛情、兒童，都沒有。詩的大路還有人在走——其實沒人走——詩還大有作為。

十九世紀英國詩，值得讀。維多利亞王朝的英國詩人，真如群星燦爛，講不勝講。中國人要好自為之。唐詩，彷彿是遠山，是詩的背景——詩應該從我們這兒開始，移到近景來。曾用過的詩的材料、方法，我看都不是好材料、好方法。這個感覺我早就有，但不能公開說，說了，要被囚進瘋人院。

但是十九世紀的小說，如哈代的幾部，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現在，我們自然而然從詩流到小說。

十九世紀英國小說誰開頭呢？瑪麗亞·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1768-1849）。生於愛爾蘭，終身不嫁。第一部小說《拉克林特堡》（Castle Rackrent），寫地主農民。她的小說寫社會問題，趣味濃厚忠肯，死時81歲。司各特很讚賞她。

第二位小說家就是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也兼詩人，詩名高時，寫了小說《威弗利》（Waverley），不自信，隱名出版，卻大受歡迎。此後作二十九部小說，部部受歡迎。文筆收轉自如，材料極其豐富，歌德大讚，稱其偉大。晚年窮困，過度工作以償還債務，雖然許多債本可以不用還的。

接下來是珍·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的作者，與司各特同代，很特異的女作家，生前幾乎無人知道這麼個女作家，小說名實相符。她的作品我以為是

易讀的，寫凡人凡事，六部小說，前後很完美。她的諷刺很平靜，簡樸的手法，很秀美。

女性作家中我非常推崇奧斯汀，有天才，有功力。那時女人寫小說是笑話，要被人看不起的。奧斯汀就在那種翻板的小桌上寫，聽到腳步聲，連忙蓋上桌面。這樣提心弔膽的寫作生涯，竟能完成六部長篇小說——天才是埋沒不了的。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早年窮困，父親還不出債，入獄，他探監。不幸的生活造就他的文學起點。他從未進過學校，一切自修。父親出獄後送他到律師事務所工作，他不喜，寧可去當速記員，得以練習速記和文章的剪裁。得空喜歡在倫惇街頭漫游（作家似乎都在大都市生活）。初寫滑稽有趣的東西登在報上，被人發現，請他去做連環畫的腳本編寫：《匹克威克外傳》（The Pickwick Papers）是也。出版後，讀者興趣不在畫而在文，迅速家喻戶曉。

狄更斯25歲前後，小說開始一部部出來，廣受歡迎。1842年遊美，大受歡迎。晚年不寫了，常在聽眾面前朗誦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拍成電影最多，一拍再拍——《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孤雛淚》（Oliver Twist）、《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

評價：正統文學批評說他藝術水準不夠，認為是通俗小說作家。我以為這種批評煞風景。我喜歡他。在他書中，仁慈的心靈，柔和的感情，源源流出。說他淺薄，其實他另有深意。他的人物，好有好報，惡有惡報。但和中國式的因果報不同。他的這種「報應法」是一種很好的心靈滋補。托爾斯泰說：憂來無方，窗外下雨，坐沙發，吃巧克力，讀狄更斯，心情又會好起來，和世界妥協。

我年輕時期憂來無方，也用這老藥方。你們現在都忙，沒有空閑憂悒，如果誰落在憂悒中，不妨試試：沙發、巧克力、狄更斯。

狄更斯的小說結尾，失散或久別的親友又在一起了，總是夜晚，總是壁爐柴火熊熊然，總是蠟燭、熱茶，大家圍著那張不大不小的圓桌，你看我，我看你，往事如煙，人生似夢，昔在，今在，永在。

這種英國式的小團圓，比中國式的大團圓有詩意得多。我們大家在美國，說老實話，都在硬撐，誰不思念狄更斯結局中那張不大不小的圓桌？

我寫東西時與奧斯汀和狄更斯比，奧斯汀太囉嗦，狄更斯太通俗，但我就是喜歡這兩位作家。藝術上前人和後人的關係，是藝術上的天倫關係：前人哺育後人，後人報答前人，成天倫之樂。

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響噹噹的大小說家。上海解放初期，許多文人看薩克雷。生於印度，5歲回英國。18歲入劍橋，但他想學藝術，退學，寫小文登報。到《浮華世界》（Vanity Fair，又稱《名利場》）出版，成名。後來出《潘登尼思》（Pendennis），又以「英國十八世紀幽默家」的演講著稱。寫上流社會，結搆很強。諷刺寓意，好心腸，不是攻擊性的。他的小說如一種皮鞋，好皮，好功夫，穿在腳上有點夾腳，不舒服。他的小說有點像任伯年，是小說能品中的大師。

愛德華·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早熟，母教很好，6歲能詩，15歲出書。劍橋學生。步行游曆全英國和愛爾蘭。後定居法國。善談，還在內閣參過政。作過小說《龐貝的末日》（The Last Day of Pompeii），情節浪漫，考證翔實。又有小說《未來的人類》（The Coming Race），提到當時還沒有的電。

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文學，也是女作家領頭登場：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她們是三姐妹，生於牧師家庭。本來是五個女孩，一個男孩，母親死後，姨媽來照顧孩子。大女兒和二女兒都夭折了。夏綠蒂·勃朗特是老三，艾米莉（Emily Brontë，1818-1848）是老五，安妮（Anne Brontë，1820—1849）是老六，住在約克郡的桑頓村，曠野的偏僻一角，自然環境影響了她們的氣質和文學風格。

三姊妹都在文學史佔地位。安妮是詩人，也寫小說，有名，但地位不如兩位姐姐。

三姐妹在約克郡一直寫到死，真正做到了生活和藝術的一元。生活和藝術家應該是甚麼關係？她們的實驗很成功：終生不嫁，態度虔誠，成果卓越。這種自立、不嫁、求全、寫，不一定使人佩服，但要深思。似乎藝術另有自己的上帝，而她們是上帝的選民。

一說《簡·愛》（Jane Eyre）是自傳性的，其實她的經曆和簡愛不同。出書後非常轟動，直到二十世紀才冷清。艾米莉《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的光輝蓋過了《簡愛》。

伍爾芙夫人對《簡愛》的批評凶狠不留情。我以為《簡愛》還是好。一是情操崇高，二是適合年輕人讀，是愛情的好的教科書。年輕時不愛看此書，完了——感情上愛情上看不懂《簡愛》，是個大老粗。對《少年維特》、《簡愛》、《茶花女》、《冰島漁夫》（皮埃爾·洛蒂）這幾部愛情小說，如果看不懂，不愛看，那是愛情的門外漢門外婆。而且我可以判斷他是個壞人，沒出息。

西方就有這好處：有這樣健康的愛情教科書。中國要麼道德教訓，要麼淫書；要麼帝王將相畫，要麼春宮圖。

我到現在還想寫一兩部純粹感情、愛情的小說，只是老了還寫愛情，拿不出手。來美九年，敬愛情而遠之。

你們還年輕，人生的季節已經錯過了。如開桃花，是十日小陽春。

還是去讀小說。

人生多少事，只能「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人的幸福，其實就到心向往之的地步。整個音樂就是心向往之的境界，是拿不到的東西。

吳爾芙夫人揚《咆哮山莊》貶《簡愛》。何苦來哉？前書適合老年人讀，後書適合青年讀。毛姆（Maugham）評《咆哮山莊》，說：「令我想起繪畫上的艾爾·格列柯（El Greco）。」

這幾本書是愛情上的「福音書」。愛情在這個世界上快要失傳了。愛情是一門失傳的學問。

詩意上來時，文字不要去破壞它。現在我看到的中國的現代詩，字眼、文字都太刺眼（欣賞藝術需要本錢——天性、學問——沒看懂的東西，是沒有本錢）。

大家都結婚了。否則，就做個愛情上的流浪漢。已經結婚的，就地取材，自己、雙方，創造新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