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講：文藝復興與莎士比亞

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五日

在座的畫家很熟悉：文藝復興是歐洲的老本。講到文藝復興，是指意大利文藝復興。歐洲文藝復興，是指別國。

Renaissance，「再生」之意。

公元十五到十六世紀之間，經漫長中世紀，歐洲文化在新的平面上復活了（目前的兩德統一，有點像文藝復興了）。但很難指哪年到哪年。我們常說的「近代」，有兩種定義：一是指十九世紀產業革命以降；一是推得遠了，自文藝復興算起。從全世界歷史來看，應從文藝復興算起，從堂吉訶德騎著瘦馬出來，「近代」開始了。

拿這常識、觀念，可去看別人的理論。理論中，有實用的，從「知識」談現代；有非實用的，從「審美」談現代。

聖·奧古斯丁死後六百多年間，修道院留下了中古以前的歐洲文化。西方文化的這個「文化虎子」，還是在西方這個「虎穴」中。但敲鐘喚醒文藝復興的人，是意大利的但丁和英國的喬叟。

我們講文學史，要扯到歷史。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希臘的文化人逃到意大利，把希臘文化藝術帶到意大利，這份很厚的禮物，就是後來文藝復興的種子。

當時哥倫布發現美洲，德國已有印刷廠，意大利已會造紙（李約瑟曾論證中國的火藥和馬蹄鐵，摧毀了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王朝）。歐洲對世界發生了新的看法，新的觀念。整個歐洲彌漫著政治文化的種種新問題，造成空前的思想活躍。新的疑問形成新的答案，新的解答形諸印刷與傳播。

蒸汽機推動了產業革命，印刷機推動了文藝復興。

為何發生在意大利？最靠近希臘，本土又有羅馬文化。故有說法：佛羅倫斯之於雅典，一如月亮反映了太陽。

文學史，講誰好呢？我想，講馬基雅維利，講阿里奧斯托。以後去旅行前，要好好讀那國的書，了解熟悉後去，有收穫。

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是佛羅倫斯人。30歲不到出任佛羅倫斯共和國秘書，常出使外國和法國路易十二的宮廷，與意大利主教、軍事領袖西薩·布琪（Cesare Borgia，也譯作凱撒·博吉亞，1475—1507）談判（達·文西即曾被西薩·布琪僱用），後被政敵所害，入獄。晚年隱在小村裏寫作。最重要著作《君主論》（Ic Principe），拿破侖、希特勒，都讀。

我可大膽地說，人類中最有獨特性格的就是馬基雅維利。他怪在判斷力、觀察力非常敏銳，但辦起事來非常率性，老要人做壞事，自己不做壞事。

他自稱是人類的公共秘書。所謂「風聲雨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事事關心」，即馬基雅維利。

他是個怪傑。你們翻翻世界偉人的辭典，耶穌、蘇格拉底、柏拉圖……馬基雅維利總是列位其中。他的《君主論》，講韜略，講權謀，與中國兵法比，更赤裸裸談論權力與統治。中國講權謀，有遮羞布、幌子、大旗，馬基雅維利直截了當講。

中國的聖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馬基雅維利叫人做壞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論事的那一套，與理想主義相反。

他寫西薩王背叛上帝，毫無憐憫，蛇蠍心腸，應受惡報。另一篇章中又奉西薩為統治者的楷模，大事贊賞。馬基雅維利搞甚麼名堂？出爾反爾——很有趣，說穿了，他講了兩個層次的老實話。一，西薩是壞蛋，惡棍。二，要做統治者，不像西薩那樣做，你做不成。

西方的拿破侖、俾斯麥等寡頭，都以馬基雅維利的理論為然。一切理論，凡要如此做，不如此做，都是或大或小或遠或近的理想主義，馬基雅維利的理論，是人和事實際是如何的。從這個觀點看，霍布斯（Thomas Hobbes）、博林布羅克（Bolingbroke，一譯作鮑林白洛克）、休謨（Hume）、孟德斯鳩（Montesquieu），都可說是馬基雅維利的學生。

我以為培根論他最中肯。培根說：「我們十分感謝馬基雅維利。他寫出了人所做的事，而不是人應該做的事。」

這當然是俏皮話。我對馬基雅維利如何評價？

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或辦法，應該看作一種反諷。你和政治惡魔周旋，你要知彼知己。你講實際，我比你更實際。你同惡人打交道，要惡過他的頭。中國古代的所有軍師鬥法，都是馬基雅維利一路。向來以為他公開宣揚惡，以惡制惡，我以為他是反諷。

阿里奧斯托（Ludovico Ariosto），生於1474年（馬基雅維利不是文學家，是人文學家）。31歲開始寫他的長詩《瘋狂的奧蘭多》（Orlando Furioso），歷十年成，是文藝復興時代最純粹最完美的詩，是那時的精銳之所在。

甚麼是文藝復興的精銳？即對生命的興趣，對生活的興趣，對人的興趣。而在當時宗教宣揚神的興趣。神的興趣，即死後的興趣。

我不是我，不是從前的那個人，
奧蘭多，他死了，他埋葬了。
他的最不快樂的愛，
殺死了他，割去了他的頭。
我是他的鬼，走上走下，必須經過
這個痛苦的漫長的峽谷，
成為一個範例，一個定則
給別人看，
給那些把真誠放在戀愛上的蠢人看。

這是阿里奧斯托失戀後的詩句的大意。口氣很像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受他影響。拜倫、普希金，都受他影響。阿里奧斯托是浪漫主義的祖父，我小時候讀他的書，就喜歡他。

還有一位對後世影響很大的詩人，塔索（Torquato Tasso）生於1544年。多情。名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晚年半瘋狂。

現在講英、法、西班牙的文藝復興。先講法國。當時最偉大的作家是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約1493-1553）。他與塞萬提斯、莎士比亞並稱為歐洲三巨人，偉大可想而知。

文藝復興是苦行主義的中古精神之後的求知、行樂、進取、嫵媚，這些精神正好集中於拉伯雷作品。拉伯雷年青時是教士，後來拋棄順利的生活，成為在家的修士（也有修道者離開家庭）。他有三十多年傳道生活，深知幽閉禁欲的壞處苦處。

我們和拉伯雷相隔數百年，我們也深知禁書禁欲的壞處，深知隔離審查的苦處。

拉伯雷老在作品中嘲笑聖女，擴大到嘲笑一切人和事物，刻骨銘心的嘲笑，但不冷酷，不憤怒。他的滑稽是純樸的、忠厚的，他的深刻性正在於此。我曾給他一個名稱，叫做「敏感的人道主義者，粗魯的文學家」。

另一位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一度少有人知。蒙田為人平和，新教徒受舊教徒迫害，起來報復，他認為何必害來害去，既為新教徒辯護，也為舊教徒辯護。

我總把他看成懷疑主義家譜裏的前輩。「將容忍和自尊保持得最好的人。」這是我對他的評價。

容忍，最大度的容忍，自尊，最高度的自尊。我自勉，也共勉。但很難做到。我在獄中曾經想起蒙田的一句話，這句話，是他引自一位古代水手的：

「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毀滅我就毀滅我，但我時時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另有一句：

「世上最大的事，是一個人知道甚麼才是他自己的。」

這句話對藝術家很好。人要臨危不亂，臨幸福也不亂。

國王對他說：「我喜歡你的書。」他馬上說：「那麼，你應該喜歡我的人。」可敬可愛！他憎惡狂熱的信仰，恐怖的行為，殘酷的刑罰。論及「人道主義」，不要忘了蒙田。

十六世紀是西班牙生氣勃勃的時代。北非人、猶太人已被逐走，西班牙獨立了——太陽下有一位斷臂乞丐。英法記者要找塞萬提斯。乞丐說：是我。記者驚訝：你會寫東西嗎？塞萬提斯說：我寫過一本《唐吉訶德》（Don Quixote）。記者說：你知道嗎，你在英法大名鼎鼎。塞萬提斯回答：西班牙人不知道，我是西班牙人，所以我也不知道。

從前騎士很慘，晚年退休後沒有保障，弱者當雇佣兵，強者當強盜。制度沒落了，塞萬提斯就寫騎士。寫到後來，他自己的血液流到主角身上，成為騎士的意念，覺得騎士的善良被浪費了。惟其浪費，才是真的善良。這是塞萬提斯的偉大的善良。

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生於1547年，死於1616年，與莎士比亞同年同月同日死。典型西班牙男子冒險的一生。先與土耳其人打仗，失左臂，醒來後人告知失臂，他說：「那右臂就更偉大更有力量了。」曾被強盜搶去，又贖回。

34歲寫作（大家30多歲寫作，不遲啊），一邊任小職。脾氣不好，常入獄。出書後成名，一點好處也沒有，還要飯。後十年寫成《唐吉訶德》。這是一本以嘲笑開始、以祈禱結束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的傑作。騎士的行徑怪誕不經，悖於情理，可是你讀著讀著，會深深同情他。這就是塞萬提斯的文學魅力。少年人讀《唐吉訶德》，不會懂的。

我23歲時，想論《哈姆雷特》，也要論《唐吉訶德》。這是人類的兩大類型（停下來，向大家介紹屠格涅夫論這兩種類型的著名演講）。我的論文就是與屠格涅夫辯論。他貶《哈姆雷特》，因他自己是哈姆雷特型。但我不同意。我講課是講課，寫作是另一回事，演講也不一樣。寫作是面對上帝（藝術），講課是面對學生（朋友），演講是面對群眾（平民）。

耶穌天然知道這層次。對上帝說的話，絕不對門徒講，對門徒講的話，不對群眾講。「該懂的懂，不該懂的就讓他不懂。」

蕭邦的音樂，就是對上帝說的，獨自彈琴，點上蠟燭，眾文豪只能偷偷躲在窗下院中聽。

文藝復興最有學問的人，一是荷蘭的伊拉斯謨（Erasmus），一是英國人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著有《烏托邦》（Utopia）。

當時人很重視知識，狂熱追求知識。伊拉斯謨曾得教皇與各國國王請教，他以拉丁文寫作，作品宏富，最著者有《愚人頌》（The Praise of Folly），諷刺世俗的眾生。一出七版。甚麼緣故？我以為每個世俗的人都喜歡罵世俗的書，以此認為自己不俗。

莫爾和伊拉斯謨是朋友。

英國的文藝復興是隨著莫爾的著作而來的。他比莎士比亞約早一百年，與馬基雅維利同輩，是英國文藝復興的先驅者。

莫爾不是《烏托邦》初想者。最早的搆想者是柏拉圖的《理想國》。文藝復興的可愛，是前可見古人，後可見來者。後現代其實也可以文藝復興。我們發現了宇宙，又發現了基本粒子。這兩大發現，應能產生新的文藝復興。但科學跑得太快，人文跟不上。這悲劇，是忘記了古代的人文傳統，而且拋棄了。現代的知識爆炸，炸死了人性。故尼釆當時就責怪啟蒙運動，理性扼殺了人性。

英國文藝復興的散文作家還有羅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

從前整個歐洲，正規的寫作都要用拉丁文。可是十六世紀但丁以意大利文寫作，英國人以英文寫作，發掘了本國的語言。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皇（Elizabeth Ⅰ）是個好國王，愛文學。在意大利，有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在當時，這兩個偉大的文藝贊助人至關重要。

伊麗莎白女王登基前，已有兩位詩人出現：托馬斯·懷特（Thomas Wyatt）， 莎里伯爵（Henry Howard，the Earl of Surrey），以英文寫十四行詩。後有西德尼（Philip Sidney）及斯賓塞（Edmund Spencer）。西德尼寫詩、散文，兼學者和旅行家。他的《詩辯》（Apology for Poetry）是詩人衛護藝術的妙文。他的十四行詩集有些雕琢，但不失懇摯。斯賓塞是英國文學史上的大詩人，少年時已能翻譯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第一部詩集《牧人的日記》（The Shepheardes Calender），獻給西德尼。死後葬於西敏寺，位近喬叟之墓。代表作《仙后》（The Faerie Queene），比喻繁複，易懂，寫武士、巨龍，影響到後來的彌爾頓、蒲柏、濟慈。

伊麗莎白在位時，又有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德雷頓（Michael Drayton）、本·瓊生、培根。

講莎士比亞前，先要講英國兩位偉大的文學家。

本·約翰遜（Ben Jonson，約1572-1637）。小莎士比亞八歲，兩人是好友。他當過兵。20多歲後與伶人為友，多作諷刺劇，如《每人都在他自己的滑稽中》（Every Man in His Humour）。上演時，莎士比亞是演員。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政治家、法學家，又是哲學家、文學家，每方面都佔很高的地位。知識淵博，博及整個時代，思想感動整個世界，強調知識與實據。思想有血有肉，觀點明達。論文集最佳，小說寫過《新大西洋島》（The New Atlantis），實為他的理想國。他將自己的理想寫得很仔細。

他的格言、短句，非常出色。我常愛接引他的話，與他別扭，侃大山[1]。

莎士比亞，值得講四小時、八小時……但這是文學史通論，只能以後慢慢來，準備足夠，下功夫，才能講。

莎士比亞碰不得。研究莎士比亞的書早已成了圖書館，永遠發掘不完。其實真正偉大的作品，沒有甚麼好評論的，評論不過是喝彩。那年希臘雕刻來紐約展覽，我看了，啞口無言。看不完的呀，我又不能躺下。躺下，盡看，也看不完。

威廉·莎士比亞。22歲到倫敦（奇怪，天才都知道離開家鄉，都知道要到哪兒去。從這點看，在座都是天才）。最初在劇場打工（我看是打基礎），後修改古代劇本——這都對的，天才是天才，基本功都有的，不必進學校，不必碩士學位——後來寫了二十年，成三十七個劇本。一類喜劇，一類悲劇，一類歷史劇。代表作：

《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喜劇。

《哈姆雷特》（Hamlet），悲劇。

《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歷史劇。

劇中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非常復雜，凡人、名人、仙人，一上台幾句話，個性畢現，忘不了。這是極大特點。藝術家呈現這個世界，唯一的依本，就是他自己。

莎士比亞表現莎士比亞。

早期寫喜劇，中期寫歷史劇，晚年寫他深刻的悲劇。悲劇中又有喜劇的份子，他以為悲喜是一起的（中國的紹興戲叫做苦劇，一苦到底，帶好手帕去哭）。他最後的七年八年，安詳而醇熟。他自己知道使命告終，地位永恆。可惜誰也沒有對他說過：威廉，你是僅次於上帝的人。

正因為僅次於上帝，比上帝可愛。

我排列莎劇，精品中的精品，共十本：《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暴風雨》（The Tempest）、《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凱撒大帝》、《安東尼與克麗奧佩托拉》（Antony and Cleopatra）、《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奧賽羅》（Othello）、《麥克白》（Macbeth）、《哈姆雷特》及《李爾王》（King Lear）。

你們看書可惜太少。不但少，遍數也太少。莎劇，我看過五六十遍，為甚麼呢？年年中秋吃月餅，多少月餅？上禮拜堂，天天上。福音書，我讀過百多遍。每次讀都不一樣，到老也懂不透的。

有人一看書就賣弄。多看幾遍再賣弄吧——多看幾遍就不賣弄了。

先看《羅密歐與茱麗葉》。後人再寫少男少女，寫不過莎士比亞了！在偉大的作品前痛感絕望，真是快樂的絕望！陽台下羅密歐偷聽朱麗葉的獨白，之後的幽會、對白，黎明分別時的對話，是全劇的精華，凌絕千古。把朱麗葉定在14歲，就定得好。兩家世仇因是幾代相傳，忘記了，然而到少男少女殉情後，才見真情，兩家明白不能再仇恨了。

《奧賽羅》，男主角代表愛，忠誠，嫉妒；黛絲德蒙娜代表純真善良，另一傢伙，伊阿古，代表惡。黛絲德蒙娜當眾辯白愛英雄一段，非常精彩。伊阿古說壞話的技巧之高超啊，黛絲德蒙娜至死不明真相，死而無怨（瓦格納少時寫悲劇，發現全部殺光了，只好鬼魂上場）。愛與死是最接近的，最幸福與最不幸的愛，都與死接近。

不三不四的愛，倒是和死不相干。

《麥克白》，現在變成說是「心理劇」。非常陰慘恐怖，把女性惡表現得淋漓盡致。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浦東高橋教書，寒暑假總有杭州來的學生住我家，伙食包在一家小飯館。飯館老板娘陰一套陽一套，我們吃足了虧，我就說，這是飯館裏的麥克白夫人。大家嘩然大笑——給惡人定性定名，給善人一種快感，看透一個惡人，就超越了這個惡人。莎士比亞寫出這惡，寫到剝皮抽筋的快感。

《李爾王》是個家庭倫理的悲劇——啊呀！莎士比亞總是把事情弄大——寫嫉妒，弄到奧賽羅那麼大；寫惡，弄到麥克白那麼大……天才兩條規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成永恆——但這僅僅是李爾王一家的倫理關係嗎？不，是人性的基本模式。現代中國、現代美國，多的是這種模式的翻版，而且越翻越糟。現代李爾王只有大女兒二女兒，代表正氣的小女兒死了，不再復活，絕版了。

人世真沒意思，因為真沒意思，藝術才有意思。

《哈姆雷特》是莎翁所有名著中最大的一顆明珠，寶石。全世界文學名著少了《哈姆雷特》，不可想像。凡生於莎士比亞之後的文學家，都再三熟讀《哈姆雷特》——中國例外。

到了老年，莎士比亞似乎把鬱結心中的哲學觀點都放到丹麥王子形象上，但彷彿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莎翁所言。你們看原作，哈姆雷特和人的對白，與他自己的獨白，完全是兩種辭令語調，這是劇作者莎士比亞在遙控。是莎士比亞與哈姆雷特血肉相連，但又離得很遠，遠遠地「遙控」。

許多作家喜歡死乞白賴地賴在角色身上，喜歡靠角色來說自己的話——用這個準則對照大批著名文學家，也不例外。可是莎士比亞、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司湯達、哈代、巴爾扎克，從不和劇中人發生曖昧關係——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的精神上的兒子。可是這位父親一點不通私情，冷靜看他兒子表演。

哈姆雷特是個悲觀主義者，但卻是享樂主義者，是個思想者，不肯行動，覺得「我在思想裏已做過一回了」。一個思想過度的人，行動非常軟弱。

許多人不死，拖拖拉拉活下去，因為在思想上已經死過了。我要是續寫《紅樓夢》，會讓賈寶玉拖拖拉拉活下去。

《哈姆雷特》其中有個最壞的叔叔，他卻不多寫。後來我懂了，有個象徵即可，不必多寫。整個古堡陰沉，唯奧菲莉婭（Ophelia）的死是明艷的一筆，白色和綠色。

思想多而行動少——悲觀而享樂，最吸引女性。但愛上這種人，註定悲劇，不會有結果——林黛玉愛上一個賈寶玉。

而他寫到霍拉旭（Horatio），真是偉大。哈姆雷特這個人，身邊一定得有個霍拉旭這樣的人。哈姆雷特對任何人說話都不正經，挑剔，疙瘩，唯對霍拉旭句句實話，心照不宣——不是霍拉旭偉大，不是哈姆雷特偉大，是莎士比亞偉大。

歐美人喜歡狗，我喜歡霍拉旭。

中譯莎本，我以為最好的是朱生豪，譯成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