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

朱迪斯·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探讨十九世纪城里穷人的居住状态,评价贫民区的“改善”事业,及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等作家为向公众披露贫民窟里悲惨状况所做出的努力。

在1800到1850年间,英格兰的人口翻了一倍,同时,大量农民变作工人:于1801年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到该世纪中叶只剩百分之五十。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令城市急剧膨胀。移民又使城市更拥挤(尤其是该世纪中期的大饥荒造成的爱尔兰难民潮)。于是,原本只具备十八世纪人口承载力的城市,不得不面对新居民所带来的住房压力。

此前,富人和穷人不分区:富人住大道,穷人住后面的小巷。现在,富人从市中心迁到新辟的市郊,而很多穷人的住房被拆,或改作商业用途,或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火车轨道和站头让路。房东有补偿可拿,但租户没有:打发有几个租户的房东,总比补偿一群中产阶级业主来得便宜。于是,先拆的总是穷人的家。

“改善”工程

城市的改头换面总是被称为“改善”。1826年,当变化刚刚开始,就有一本书鼓吹“身处辉煌时代,历史学家有义务记载肮脏街巷、阴森院落和悲苦蜗居,是如何转变成……康庄大道……宫殿寓所和典雅民宅。”[1]

然而,如果房子和整个街区都消失了,里头的居民会怎样?没有人操心。这些人住不起新建的漂亮街道上的房子,只能般到其他已经很拥挤的居民区,使那里的居住情况变得更恶劣,甚至更昂贵。许多人就连那种地方也住不起,于是不断搬迁,无家可依。

这种事在“改善家”眼里不成问题,因为,把贫民窟的居民看作醉鬼、小偷,比把他们视为努力工作的穷苦人来得容易。比如,位于伦敦克勒肯威尔(Clerkenwell)的菲尔德巷,据闻“挤满销赃者,公然贩卖偷盗所得”。[2] 警方对贫民窟疏于照看,借口深入那种地方太过凶险,可狄更斯却是比较清醒的,这位夜猫子作家经常夜游贫民区,了解伦敦的另一面。他向朋友写道,“我……今晚想散个步,一场令人愉悦的、伦敦式的、贫民窟后巷式的散步,就像骑士探寻冒险那样”。作家安东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的弟弟称,八岁时,安东尼曾漫步克勒肯威尔贫民区,听到大人们谈论那里的“险恶”。[3]

“难以明说的秽物”

1838年,狄更斯描写了伦敦南部名为雅各布岛的贫民区。他写道,“一条摇摇晃晃的木板走廊,透过木板上的窟窿看得见下面的淤泥;从被打破的和补过的窗子……房间又小又脏,通风极差,所以空气充满恶臭,即使用于藏垢纳污也未免太不卫生;……墙壁污秽不堪,屋基腐朽下沉”。[4] 这段描述出自小说《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的第五十章,但作为记者及改善住房运动的号召人,亨利·梅休对贫民窟的描写几乎如出一辙:“房屋前是一条大阴沟,沟里盖着一层油腻腻的垃圾……阴沟两边是一堆堆难以名说的秽物……空气和墓地里一个味道。”[5]

很多贫民房屋都挤在窄巷里,那些巷子原本是通往马厩的小道。这些屋子围绕死巷的大院建成,只有一面通风。有时,在大院后面、本是屋宅后院的地方,房子甚至搭建得更多,那种屋子根本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在《荒凉山庄》里,十三岁的孤儿查理和她更年幼的弟妹住在一间屋子里,她自豪地说,“天一黑,下面院子里的灯就点着了,把这儿照得很亮——的确很亮”(第十五章)。[6] 因为有了房子“的确很亮”这样的描写,他们的屋子就不算是贫民窟,而是普通工人的正常住所。

查理和很多贫民窟的居民一样,干着繁重的苦活。她的屋子只住着她们弟妹三人,但一家五六口挤在一间屋子的情形也很普遍,甚至还会收容“留宿客”来补贴房钱。地下室最便宜——潮湿阴暗还算好的,遇上特别恶劣的地方,地上会渗出粪池的污水。

卫生和疾病

卫生问题是一大痼疾,大部分的贫民窟几乎不存在排水系统,厕所基本上也没有。一整座大院的几百号人往往只有一个厕所(户外的茅房),最多两个,而所有用水都靠一个露天水龙头也是常事。

1849年,《泰晤士报》刊登一封来信,极为难得地让贫民窟居民发出自己的呼声。

先生——求求您,保护我们,为我们发力。我们住在不是人住的地方,其他伦敦人就知道这些,有钱人和大人物就关心这些。我们住的地方很挤很脏。没个像样的厕所,没垃圾桶,没下水,没水,整个地方都没法排水。圣索霍大广场的下水道公司,都是有钱有权的大老爷,一点也不管我们的诉苦。窨井臭味很大,一闻就想吐,我们都在受苦,病的人很多。要是来场霍乱,就只能靠上帝保佑了。

这段描述的是圣吉尔斯——从那里可步行抵达托特纳姆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且此信写于此区“改良修善”之后。实际上为了给“改善”工程腾地方,院里唯一的厕所还被拆了。

《泰晤士报》找到这封信的出处,这间屋子塞满活人和快死的人:一个得了霍乱的女人、两个发烧的男孩,还有其他家属。在《荒凉山庄》里,无家可归的清道童工乔死于类似的热病,狄更斯借小说对当权者发出直接的控诉:“死了,陛下。死了,王公贵卿。…… 死了,生来就带着上帝那种慈悲心肠的男女们。在我们周围,每天都有这样死去的人。”[7]

文章翻译:黃毅翔

文章版权持有者:© Judith Flanders。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撰稿人: 朱迪思·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

朱迪斯·弗兰德斯是主攻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他最近的作品是出版于2012年的《维多利亚城市:日常生活在狄更斯时期的伦敦》(The Victorian City: Everyday Life in Dicken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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