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

余光中教授在本文與讀者分享了其在翻譯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作品《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的所想所感,通過從原文及譯文中多處取例分析,生動有趣地詮釋了他是如何將王爾德作品中那字裏行間的毒舌嘲諷滲透到中文譯本裏。

《不可兒戲》是英國十九世紀唯美大師王爾德四本喜劇中最受歡迎的一種。我譯過許多詩,但喜劇卻是為方便演員與觀眾著想的。要點在於讓演員說得順口, 而聽眾聽得入耳,不像譯詩可容讀者默讀或分幾次讀完。
── 余光中

《不可兒戲》不但是王爾德最流行最出色的劇本,也是他一生的代表傑作。批評家對他的其他作品,包括詩與小說,都見仁見智,唯獨對本劇近乎一致推崇,認為完美無陷,是現代英國戲劇的奠基之作。王爾德自己也很得意,叫它做「給正人看的閒戲」(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又對人說:「不喜歡我的五個戲,有兩種不喜歡法。一種是都不喜歡,另一種是只挑剩《不可兒戲》。」

然而五四以來,他的五部戲裏,中國人最耳熟的一部卻是《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這是1952年洪深用來導演的改譯本,由上海大通圖書社出版。此劇尚有潘家洵的譯本,名為《王德米爾夫人的扇子》。兩種譯本我都未看過,不知誰先誰後。其他的幾部,據說曾經中譯者尚有《莎樂美》(Salome)和《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莎樂美》譯者是田漢,《理想丈夫》的譯者不詳。至於《不可兒戲》,則承宋淇見告,他的父親春舫先生曾有中譯,附在《宋春舫論劇》五冊之中,卻連他自己也所藏不全了。剩下最後的一部《無足輕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未聞有無譯本。

六十年來,王爾德在中國的文壇上幾乎無人不曉。早在1917年2月,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裏,就已把他和歌德、狄更斯、雨果、左拉等並列,當做取法西洋文學的對象了。然而迄今他的劇本中譯寥落,究其原因或有三端。一是唯美主義的名義久已成為貶詞,尤為寫實的風尚所輕。二是王爾德的作品說古典不夠古,說現代又不夠新。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王爾德的對話機鋒犀利,妙語逼人,許多好處只能留在原文裏欣賞,不能帶到譯文裏去。

我讀《不可兒戲》,先後已有十多年;在翻譯班上,也屢用此書做口譯練習的教材,深受同學歡迎。其實不但學生喜歡,做老師的也愈來愈入迷。終於有一天,我認為長任這麼一本絕妙好書鎖在原文裏面,中文的讀者將永無分享的機會,真的是「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要說與君聽,只有動手翻譯。

當然,王爾德豈是易譯之輩?《不可兒戲》裏的警句雋言,真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不,簡直是五步一關,十步一寨,取經途中,豈止八十一劫?梁實秋說得好:英文本來就不是為翻譯而設。何況王爾德當年寫得眉飛色舞,興會淋漓,怎麼還會為未來的譯者留一條退路呢?身為譯者,只有自求多福,才能絕處逢生了。

我做譯者一向守一個原則:要譯原意,不要譯原文。只顧表面的原文,不顧後面的原意,就會流於直譯、硬譯、死譯。最理想的翻譯當然是既達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難存原文,只好就逕達原意,不顧原文表面的說法了。試舉二例說明:

Algernon: How are you, my dear Ernest? What brings you up to town?

Jack: Oh, pleasure, pleasure! What else should bring one anywhere?

這是第一幕開始不久的對話。傑克的答話,如果只譯原文,就成了「哦,樂趣,樂趣!甚麼別的事該帶一個人去任何地方嗎?」這樣,表面是忠於原文了,其實並未照顧到原意,等於不忠。這種直譯,真是「陽奉陰違」。我的譯文是「哦,尋歡作樂呀!一個人出門,還為了別的嗎?」

Lady Bracknell: Where is that baby?

Miss Prism: Lady Bracknell, I admit with shame that I do not know. I only wish I could.

這是第三幕接近劇終的一段,為全劇情節所繫,當然十分重要。答話的第二句如果譯成「我但願我能夠知道」,錯是不錯,也聽得懂,可是不傳神,所以無力。我把它譯成「要是我知道就好了」。這雖然不是原文,卻是原意。要是王爾德懂中文,也會這麼說的。

以前我譯過詩、小說、散文、論文,譯劇本這卻是第一次。當然小說裏也有對話,可說和劇本相通。不過小說人物的對話不必針鋒相對,更少妙語如珠。戲劇的靈魂全在對話,對話的靈魂全在簡明緊湊,入耳動心。諷世浪漫喜劇如這本《不可兒戲》,尤其如此。小說的對話是給人看的,看不懂可以再看一遍。戲劇的對話卻是給人聽的,聽不懂就過去了,沒有第二次的機會。我譯此書,不但是為中國的讀者,也為中國的觀眾和演員。所以這一次我的翻譯原則是:讀者順眼,觀眾入耳,演員上口。(其實觀眾該是聽眾,或者該叫觀聽眾。這一點,英文的說法是方便多了。)希望我的譯本是活生生的舞臺劇,不是死板板的書齋劇。

因此本書的譯筆和我譯其他文體時大異其趣。讀我譯詩的人,本身可能就是位詩人,或者是個小小學者。將來在臺下看這戲的,卻是大眾,至少是小眾了。我的譯文必須調整到適度的口語化,聽起來才像話。同樣的字眼,尤其是名詞,更尤其是抽象名詞,就必須譯得響亮易懂,否則臺下人聽了無趣,臺上人說來無光。例如下面這一段:

Gwendolen: Ernest has a strong upright nature. He is the very soul of truth and honour. Disloyalty would be as impossible to him as deception.

抽象名詞這麼多,中文最難消化。末句如果譯成「不忠對於他將如騙欺一樣不可能」,臺上和臺下勢必都顯得有點愚蠢。我的譯文是「他絕對不會見異思遷,也不會做假騙人。」千萬不要小看中文裏四字詞組或四字成語的用處。在新詩和散文裏,它也許不宜多用,但在一般人的口頭或演員的臺詞裏,卻聽來響亮而穩當,入耳便化。

Lady Bracknell: Sit down immediately. Hesitation of any kind is a sign of mental decay in the young, of physical weakness in the old.

第二句的抽象名詞也不少。尤其句首的一詞,如果只譯成二字詞組「猶豫」或「遲疑」,都會顯得突兀不穩。我是這樣譯的:「猶豫不決,無論是什麼姿態,都顯示青年人的智力衰退,老年人的體力虛弱。」

遇見長句時,譯者要解決的難題,往往首在句法,而後才是詞語。對付繁複長句之道,不一而足,有時需要拆開重拼,有時需要首尾易位。一般譯者只知順譯 (即依照原文次序),而不知逆譯才像中文,才有力。

Lady Bracknell: I should be much obliged if you would ask Mr. Bunbury, from me, to be kind enough not to have a relapse on Saturday, for I rely on you to arrange my music for me.

這種句法順譯不得。我便拆而復裝,成為「要是你能替我求梁勉仁先生做做好事,別儘挑禮拜六來發病,我就感激不盡了,因為我還指望你為我安排音樂節目呢。」

Miss Prism: 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 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兩個長句,或因副屬子句尾大難掉,或因介繫詞片語一層層相套,都不宜順譯。我的譯文是:「他自己的哥哥都承認他性格懦弱,意志動搖,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對這種人,我看連我也起不了甚麼作用。一聲通知,就要把壞蛋變成好人,現代人的這種狂熱我也不贊成。」看得出,兩句都是逆譯了。還請注意,兩句譯文都以動詞結尾,正說明了在不少情況下,英文句子可以拖一條受詞的長尾巴,中文就拖不動。所以我往往先解決複雜迤長的受詞,再施以回馬一槍。

其他的難題形形色色,有的可以克服,有的可以半懸半決,有的只好放棄。例如典故,此劇用典不多,我一律把它通俗化了,免得中國觀眾莫名其妙。像“Gorgon”就譯成「母夜叉」;“It is rather Quixotic of you”就譯成「你真是天真爛漫」。如果譯詩,我大概會保留原文的專有名詞。最好笑的一句是電鈴忽響,亞吉能說:「啊!這一定是歐姨媽。只有親戚或者債主上門,才會把電鈴撳得這麼驚天動地。」後面一句本來是“Only relatives, or creditors, ever ring in that Wagnerian manner. ”我個人是覺得好笑極了。因為這時華格納剛死不久,又是蕭伯納一再鼓吹的歌劇大師,以氣魄見長。可惜這典故懂的人固然一聽到就好笑,不懂的人一定更多。

雙聲是另一個問題。拜倫〈哀希臘〉之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胡適譯為「英雄瑟與美人琴」,音調很暢,但不能保留雙聲。雙聲與雙關,是譯者的一雙絕望。有時或可乞援於代用品。例如“I hear her hair has turned quite gold from grief”最後三字是從“grey from grief”變來的,妙在雙聲之格未破。我譯成「聽說她的頭髮因為傷心變色像黃金。」雙聲變做疊韻,算是妥協。

最難纏的當然是文字遊戲,尤其是一語雙關,偏偏王爾德又最擅此道。在本書中,有不少這樣的「趣剋」(trick)都給我應付了過去。有時候實在走不通,只好變通繞道,當然那「趣剋」也變質了。例如下面的對話:

Jack: Well, that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Algernon: If it was my business, I wouldn’t talk about it. It is very vulgar to talk about one’s business. Only people like stockbrokers do that, and then merely at dinner parties.

這不能算是王爾德最精采的台詞,可是其中“business”一字造成的雙關「趣剋」卻成了譯者的剋星。我只好繞道躲它,把“stockbroker”改成「政客」,成了「要是跟我有關係,我才不講呢。講關係最俗氣了。只有政客那種人才講關係,而且只在飯桌上講。」

有時候變通變出來的新「趣剋」,另有一番勝境,想王爾德看了也不免一笑。例如勞小姐勸蔡牧師結婚,有這樣的妙語:

Miss Prism: You should get married.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a womanthrope, never!

勞小姐咬文嚼字,把“misogynist”(憎恨女人者)誤成了“womanthrope”,但妙在和前文的“misanthrope”同一格式,雖然不通,卻很難纏。如果我不接受挑戰,只譯成「一個厭世者我可以了解──一個厭女者,決不!」當然沒有大錯,可是聽眾不懂之外,還漏掉了那半通不通的怪字。最後我是這樣變通的:「一個人恨人類而要獨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個人恨女人而要獨抱其身,就完全莫名其妙!」

王爾德用人名也每有深意。主角傑克原名Ernest,當然是和“earnest”雙關,我也用諧音的「任真」。「梁勉仁」當然是影射「兩面人」。勞小姐原文為Miss Prism,取其音近“prim”(古板)。我改為「勞」,暗寓「牢守西西麗」之意,因為它音近prison,何況她也真是「老小姐」呀。

最後要交代的是:《不可兒戲》寫成於1894年,首演於1895年,出版於1899年;1952年曾拍電影。王爾德的初稿把背景設在十八世紀,不但情節更為複雜,而且還比今日的版本多出整整一幕來。終於他聽從了演出人兼演員喬治.亞歷山大的勸告,把初稿刪節成今日的三幕,於是整齣戲才暢活起來。可見即使才高八斗,也需要精益求精,才能修成正果。

不過王爾德畢竟是天才。當日他寫此劇,是利用與家人去華興(書中提到的海邊小鎮)渡假的空暇,只花了三星期就完成的。我從今年2月初譯到3月中,花了一倍的時間。王爾德的妙語警句終於捧到中國讀者和觀眾的面前,了卻我十幾年來的一樁心願。

俏皮如王爾德,讀了我的譯本,一定忍不住會說:“So you have presented me in a new version of Sinicism?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I could be made so Sinical. ” 蕭條異代不同時。只可惜,他再也聽不到自己從沒講過的這句妙語了。

1983年清明節黃昏

王爾德的幽靈若在左右

本文章經由余光中先生授權轉載。

文章版權持有者:© 余光中。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使用。

撰稿人: 余光中

余光中為華文世界著名作家,目前為台灣中山大學榮休教授。詩、散文、評論、翻譯均擅,已出版繁體及簡體版專書七十多種,曾獲四所大學之榮譽博士,以及獎項數十種,包括霍英東成就獎、全球華文星雲文學獎終身成就獎、及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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