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護》

「關於女性的權利，我的主要論點構築在一個簡單的原則之上：如果不通過教育讓女子與男子並肩同行，女性就會成為真知的阻礙，因為真理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否則其普適通行的效力將打折扣。如果女子不理解遵循美德的價值，她又怎會遵循美德？如果女子沒有自由，理性就會受限，如果理性受限，就無法理解她的職責，也無法領悟職責將帶給她的真善，那麼，她又怎會履行職責？」

教育和平權

1791年，法國主教、政治家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向法國國民議會遞交報告，強調了當時的觀念，女性只能在「父親家」（the paternal home）接受教育。出於義憤，沃斯通克拉夫特撰文呼籲男女平權，尤其在教育領域，並主張女性知識上的劣勢完全來自缺乏公共教育的觀點。

按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的旁證，沃斯通克拉夫特寫這本書時下筆飛快，只花了六週，並打算發表第二卷。《女權辯護》寫於1791年，出版於1792年，同年發行了第二版。出版時該書雖標為第一卷，但沃斯通克拉夫特並沒有寫下續文。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語調，既有她個人的幽默感，也有她對大多數女子被造就的柔弱狀態的義憤。

我希望我的女同胞們會原諒我，如果我把她們當作有理性的人來看待，既不恭維她們的嫵媚風姿，也不把她們看作好似永久處在不能獨自站立的幼稚狀態。[1]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前，也有主張改革女性教育的著述，但往往是基於道德立場，或是為了讓女子更好地履行作為男人伴侶的職責。《女權辯護》則不然，書中呼籲建立讓男女一起入校學習的全國教育系統，不是為了訓練出好妻子，而是因為沃斯通克拉夫特覺得，為了女子的尊嚴，必須有權利、有能力去自食其力。她寫道：「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斷我們的枷鎖，並且滿意於和一個有理性的伙伴共處，而不是奴性的服從，那麼他們就一定會發現我們是更為規矩的女兒，更為熱情的姐妹，更為忠實的妻子，更為明白道理的母親——總之一句話，更為好的公民。」[2]

埃德蒙·伯克和托馬斯·潘恩

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寫這部先驅式著述，一部份原因是回應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90年末出版的《反思法國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伯克看來，法國大革命注定要失敗，社會還需要傳統制度的支撐，例如官爵和財產世襲。在此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最早的回應是《男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以此文駁斥伯克、支持議會改革、宣稱宗教自由和公民權利的自由是男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濫用這些權利自由的人基本上是出於愚昧無知。這種男權主張並非沒有同例——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91年發表的《人的權利》（The Rights of Man）也反對伯克。但沃斯通克拉夫特更進一步，並首次提出女權應和男權平起平坐。

沃斯通克拉夫特時代的女權狀況如何？

在十八世紀，從法律角度來看，已婚婦女沒有財產、私人錢財和選舉權，子女的權益也與她們無關。這套庇護制是所有婚姻的主宰：這是一種把夫婦視為一人的法定原則。婚後，女子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均從屬於丈夫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女子依法受丈夫保護、服從其權威。單身女子或寡婦可擁有財產、金錢，開展事業，已婚婦女則無同等權利，除非達成某種代價不菲的法律裁定。直到《1870年已婚婦女財產法》（Married Woman’s Property Act 1870）及後續立法的成立，已婚婦女才能夠保留她們自己親手掙來的錢、擁有婚前婚後所得財產的持有權。

女性教育

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關於女性教育的性質和目的、持家和學術技能的側重究竟該如何把握，都是當時激辯的主題。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女性得不到像樣的教育，所以無法對社會作出有意義的貢獻；而當時也有很多思想保守的作家，像薩拉·斯蒂克尼·艾麗絲（Sarah Stickney Ellis，1799 -1872）在《英格蘭婦女》（The Women of England，1839）中主張的那樣，認為女人有一種宗教教義上的責任——為社會整體福祉來好好撫育下一代、給年輕人灌輸正確的道德觀。

那時的人們認為大學教育不適合女性，因此，女人便無法追求實現職業發展。為數不多的勵志故事流傳下來，講述克服性別壁壘而工作有成的女子：軍醫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直到死後才被發現是女兒身，她的真實身份是在愛爾蘭出身的瑪格麗特·巴爾克利（Margaret Bulkley）。她從10歲起就偽裝成男孩，此後一生均以男性身份度過。她在愛丁堡的醫學院求學，並在1812、1813年分別獲得醫生和外科醫師的資格。直到一個世紀後的1911年，埃莉諾·戴維斯-科利（Eleanor Davies-Colley）才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獲得承認的女外科醫師。

當時讀者對《女權辯護》的迴響如何？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仍在世時，《女權辯護》在與志同道合的文藝圈裏獲得了正面的迴響，這個圈子也有自由的思想，反對保守的風氣。但其他讀者的評價非常負面。作為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霍勒斯·渥波爾（Horace Walpole）在一封信函中把她稱為「穿蓬蓬裙的鬣狗」。沃斯通克拉夫特因生產時的敗血症去世，年僅三十八歲，留下幾篇未完成的手稿。她的女兒瑪麗便是後來寫下著名文學作品《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的作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1798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鰥夫威廉·戈德溫發表了其在悼念亡妻的過程中寫下的回憶錄。這些文字坦誠忠實，既描寫瑪麗與他婚前的關係，也記錄她和吉爾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的糾葛，以及兩人私生女范尼·伊姆利（Fanny Imlay）的誕生。這樁醜聞貶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學遺產。多年後，范尼因不幸的情感關係而自殺，（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威廉·戈德溫的女兒，即婚後的瑪麗·雪萊）瑪麗·戈德溫與珀西·比希·雪萊私奔，世人立即將此事歸咎於沃斯通克拉夫特所終生倡導的女權主義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