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阅读莎士比亚与汤显祖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和汤显祖皆于1616年先后逝世。本文以这两位中英文豪作为文学路标,从其作品延伸至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戏剧传统与文化世界,展示跨文化深层阅读的丰富可能性及其意义。

1616年的中英文坛发生了哪些大事?

是中西戏剧史上重要的一年,英国当时正处于詹姆士一世的统治下,中国则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无独有偶,莎士比亚(1564-1616)和汤显祖(1550-1616)这两位文学巨匠皆于此年先后逝世。这些当然是历史巧合,但这样的历史偶然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问题: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常被视为英国和中国戏剧的代表,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类比较?把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放在跨文化视野下进行交叉阅读及审视,能否丰富我们的阅读经验?

全球视野下的共同文化遗产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分别得到了英国文艺复兴与中国晚明这两种辉煌文明的孕育。他们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代表了两种独立的戏剧文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没有机会阅读或观赏过对方的作品,当时的中英戏剧,还没有产生直接相互影响的客观条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学作品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通过多种语言的翻译本的出现、各式舞台演出的诞生,逐步从本国走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莎士比亚已经不再只是属于英国的,而汤显祖也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让世界各地学者一直不断探索、钻研的文学经典,也是让全球读者和观众共享且回味无穷的文化粮食。

作为世界文学的共同瑰宝,读者按照自己的阅读经验,可以发现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个别作品在题材上有许多共同点,如对人生共同价值的探寻以及对亲情、爱情、权势、幸福等重要命题的思考。比方说,莎翁家喻户晓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中所表现的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常被拿来与汤显祖的《牡丹亭》作比较,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性结尾却又与《牡丹亭》的团圆结局大异其趣,其中蕴含了两个戏剧文类(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戏剧与中国明代传奇)的不同审美观念及文化精神。也有学者注意到从悲喜剧杂糅的元素及结构上来看,另一莎剧《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与《牡丹亭》有不少相似之处。

此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对世界文学的贡献,还在于他们对中英文学传统及语言的继承与创造。他们的作品直到今日仍被传阅,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题材上,这些作品多数是在前人故事基础上加以改编或创新。同样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文学语言也有丰富的层次性,融汇了前人用语、典故以及当代风格,在阅读时值得仔细推敲。我们常说莎翁对现代英语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少语句或是由他首创、或是经由其作品而广为流传。举个例子来说,“Love is blind”(爱情是盲目的)一句,读者可能会想起是莎剧中的某句对白——见于《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维洛那二绅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等数部作品,而其实这句话更早已出现在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又如《牡丹亭》被誉为汤显祖“至情说”的代表性作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题词》)汤显祖在曲文中屡屡援引或化用前人诗文,虽难脱文人炫技之嫌,但也正如剧本第一折所述:“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剧中要转达的“情”难以直接表述,而只好借助典故及前人用语。即便是“世间只有情难诉”一句,也可能是化用了唐代顾况(约725-814)的诗句“世间只有情难说”。

从两位作家到两种文化世界的深层阅读

在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同时,我们不应盲目地将汤显祖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其实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上文已提到,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戏剧传统与文化世界。我们今天阅读莎士比亚或汤显祖的作品,除了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以外,也可以将作品还原到十六、十七世纪的历史环境来进行深层阅读:如果只把《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当作爱情剧来阅读,会否忽略了《牡丹亭》中“情”的多层次及丰富意涵?如果说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代表了当时文学史或戏剧史上的两个高峰,为什么英国和中国在同一时期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

再回到1616年。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相继逝世的这一年,懋循的《元曲选》出版了,而英国著名剧作家班琼森(Ben Jonson)的文集也于同年出版,其中戏剧占了重要份量,打破了当时文坛将戏剧视为非文学的传统观念。换言之,我们看到中英两国于各自的晚明和文艺复兴时期,在戏剧文学与剧场艺术上皆达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国戏剧文类的地位、剧本样貌,以及剧坛风景皆迈入新纪元。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同时代的还有许多优秀文学家如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及张凤翼、冯梦龙等。

通过这样的延伸阅读也可发现,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中英或中西文化的差异。他们可以说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莎士比亚是商业型剧作家,其剧作是大众娱乐,对象是买票看戏的广大观众;汤显祖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戏曲创作只占其文学创作的一小部分,其诗文数量远超过戏曲。但饶有趣味的是,四百年后这些作品都成为了文学中的经典。

阅读莎士比亚、回望汤显祖

在目前的中英戏剧跨文化比较和对话中,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已不仅仅指涉两位作家或两个独立的个人,而是成了一个文化的代名词,莎士比亚代表英国文化,汤显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国戏曲文学。这样的跨文化比较,意义在于借助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作为文学路标,引领我们更深入地挖掘、认识他们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世界。

此外,在我们阅读莎士比亚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同时,不妨也回头关注汤显祖时期的晚明文学,透过观看他者的文化世界,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学传统。

文章内容可通过“创作共享”版权许可(Creative Commons License)使用传播

撰稿人: 陈靝沅(Tan, Tian Yuan)

陈靝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中文系教授、语言与文化学院副院长,同时担任欧洲汉学学会秘书长。著有专书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年)、《康海散曲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年)、Passion, Romance, and Qing: The World of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Peony Pavilion3 vols.(与Paolo Santangelo 合著,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 2014年),以及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与Maghiel van Crevel,Michel Hockx合编, 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与徐永明合编,浙江古籍2013年)、1616: 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s China (与Paul Edmondson, Shih-pe Wang 合编, Bloomsbury Arden Shakespeare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阿登莎士比亚, 2016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