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頌歌》的起源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反映了維多利亞時期人們對貧窮、勞動者與聖誕精神的認知。約翰·薩瑟蘭(John Sutherland)教授對此進行了研究分析。

一般認為,是維多利亞女王的新婚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將英國聖誕推動成為延續至今的家庭習俗。阿爾伯特從他的家鄉德國帶來「冷杉樹」(tannenbaum),也就是「聖誕樹」(Christmas Tree)。普遍認為,聖誕樹是在1841年進入英國並取代了英國傳統的「聖誕柴」(Yule log),即一種冬季取暖的木頭,不像聖誕樹那樣裝飾著各式彩燈和奇趣飾物,樹下還放著禮物。無論是聖誕樹還是纏繞著槲寄生的聖誕柴,都是後人增添的聖誕節習俗。聖誕節由基督教出現之前的非基督教儀式轉化而來,本是慶祝節令變化、大地之神與綠色之神重生的儀式。就連《聖經》中也沒有記載12月25日是基督誕辰之日。

聖誕樹進入英國後不久,狄更斯創作了《聖誕頌歌》,將所謂的現代「聖誕精神」融入千家萬戶的生活。狄更斯給他的故事起了個副標題——〈聖誕鬼故事〉(‘A Ghost Story for Christmas’)。「鬼」由民間故事傳說而來,而非源自基督教福音。藝術家約翰·利奇(John Leech)為《聖誕頌歌》第一版所創作的著名插圖中,聖誕鬼魂明顯參考了傳統異教徒的形象:

狄更斯有著兒時過聖誕節的美好回憶,而今初為人父(同阿爾伯特親王一樣),也將這一年一度的節日過得熱熱鬧鬧。盛宴、遊戲、家庭戲劇——這些都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狄更斯一家「十二日聖誕歡慶」的指定項目。

借錢、簽字與鬼魂

《聖誕頌歌》開篇,埃比尼澤·斯克魯奇(Ebenezer Scrooge)呆在他的「賬房」裏,此時是聖誕前夕,倫敦城被籠罩在灰土濃霧之中。這個時期被稱為「飢餓的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愛爾蘭,工人階級窮困潦倒,飢寒交迫。人民憲章運動(一場工人階級的改革運動)埋下了革命的火種,衝突一觸即發。

在斯克魯奇的屋門外,一位奄奄一息的女子癱坐在地,富商們的魂魄繞著她起舞,而正是這些富商毀了她的生活。

斯克魯奇的合夥人馬萊(Marley)於七年前去世,從那以後,斯克魯奇就成了斯克魯奇與馬萊公司(Scrooge & Marley)唯一的所有者。他是個放貸人,雖然借錢給別人,但討厭與錢分開的感覺。兩位紳士想求得他的慈悲捐贈,他直接來了一句「呸!胡鬧!」斯克魯奇的另外一位訪客——他的外甥來祝愿他聖誕快樂,卻被他嚷道:「還聖誕快樂!每個到處叫著『聖誕快樂』的傻瓜都該被放到鍋裏活活煮熟!」於是他的外甥也像那兩位男士一樣被「胡鬧」轟走了(第一節)。 [1]

在一天十二個小時的工作結束後,斯克魯奇的辦事員鮑伯·克拉契(Bob Cratchit)得到老闆的許可,返回家中。 克拉契——他的名字讓人不禁聯想到一支唰唰地寫字的鋼筆——是一位代筆人。在打字機和影印機出現之前,商業和法律上的必要文件謄抄工作需要人工完成。四十年之後,打字員這個職業才出現。克拉契一年有一天的假期,每週工作六天掙得十五先令(約七十五便士),也就是一天掙半個克朗。他要依靠這些收入來支撐起一個龐大的家庭,但常常入不敷出。全家人最喜歡的是小提姆(Tiny Tim),一個有點跛的小男孩(下圖中的他坐在父親的肩膀上):

在那個聖誕夜,斯克魯奇獨自呆在他又冷又空的房子裏,註定被鬼魂纏身。第一個到來的鬼魂是斯克魯奇的合伙人馬萊,他註定死後奔波不休,為生前的鐵石心腸而贖罪。

一夜之間,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聖誕節鬼魂分別造訪了這個吝嗇鬼的家。從最後一個精靈的造訪中,斯克魯奇見到了自己的墳墓,猛然醒悟為錢奔波的一生是何等空虛。

斯克魯奇從夢中醒來時已是聖誕節的清晨,而此時的他從頭到腳像換了個人。自此,他變得熱心腸,特別是對克拉契一家,成了他們一年四季的「聖誕老人」。

社會如何對待兒童

狄更斯認為,一個社會對待兒童的方式,反映了這個社會道德水平的高低。他的宗教信仰如同大多數人一樣複雜,但我們可以很簡單地歸納,比起舊約,他更認可新約。《聖誕頌歌》出版四年後,他又根據聖經福音書的記載為他自己的孩子們寫了《我們主的一生》(The Life of our Lord,常譯作《聽狄更斯講耶穌》)這本書。可以說,狄更斯小說的天真而純淨,或許是遵從了基督的這句教導:「如若不似孩童,汝斷不能進天國。」聖誕節歌頌的就是一個孩子的誕生。不僅僅是《聖誕頌歌》,所有狄更斯的偉大作品皆與此相關。

狄更斯在開始動筆的一個月之前來到曼徹斯特,這個故事最初的靈感來源於此。狄更斯還有另一重身份:他還是當時著名的演說家,10月5日,他在曼切斯特文藝協會中心(Manchester Athenaeum)發表了演講(可惜這場雄辯在今天只遺留下隻言片語的記載) 。

那天晚上的演講讓所有到場的人都印象深刻,甚至第二天人們在報紙上讀到這段演說詞時也驚訝不已。為狄更斯作傳的邁克爾·斯萊特(Michael Slater)是這樣描述的:

狄更斯詳細地講到,他親眼目的年輕人在倫敦的監獄裏、在臨時過夜的屋棚中,有著何等可悲的生存狀態,他強調了窮人受教育的緊迫性。似乎是通過這次演講,他產生了要寫一篇「聖誕前夕故事」的想法,以此來啟發有錢有勢之人,去幫助貧窮弱小者,同時將「回憶」這個主題在聖誕的背景下呈現出來,因為我們知道,對於狄更斯而言,這個主題和聖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狄更斯在曼切斯特文藝協會中心的演講同時也開啟了他政治運動的篇章,並在八年之後見到了成果:工人階級的成人在這座城市有了專門為他們建造的公共圖書館。狄更斯也沒有忘記那些同樣渴望看書的孩子們,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早期,狄更斯對「貧民兒童免費學校」進行了研究。他在184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們的目標已經隱含在名字之中了,所有家境貧寒、衣衫破舊、蓬頭垢面、孤苦伶仃、被慈善學校和教堂拒之門外的學生,都會被邀請來這個學校,在這裏他們能遇到一些心懷慈悲的人,這些人願意教導他們、同情他們,會向他們伸出友善的援助之手而非法律的冰冷魔掌,以鼓勵他們變得更好。

工廠,貧窮與功利主義

曼徹斯特被稱為「世界加工廠」,這個地方之所以出名,不僅僅因為其工業發達,還因為在這滾滾向前的工業背後所盛行的功利主義哲學。我們不清楚斯克魯奇的營業範圍是甚麼,但在他轉變之前,他的信念十分清晰——完全的曼徹斯特式功利主義思想。

「不是有濟貧院嗎?」當兩位男士希望他捐錢時,他這樣問道。他說,如果窮人(比如,在他屋子外面的那位可憐的女士)死去,就能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了(第三節、第一節)。當時,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嚴苛的哲學理論引起了公眾對人口過剩的擔心,馬爾薩斯認為,如果沒有飢荒、戰爭或瘟疫將一部份人口「篩掉」,英格蘭將會面臨一場巨大的災難。儘管有些人保持了理智,可自1821年開始的人口數目普查又加重了人們的緊張情緒。普查結果顯示,1841年全英國人口已接近兩千九百萬人,英國農業是否能夠支撐如此龐大的人口數目已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於是在1846年,《穀物法》(Corn Laws)被廢除,英國開始從美洲的新大陸進口糧食。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不但餓莩載道,而且人心冷漠。埃比尼澤·斯克魯奇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所表現的不只是一個孤獨的小氣鬼(譬如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筆下的織工馬南(Silas Marner))[2],更體現了整個時代在人(而且也可以說是非人的)身上留下的烙印:頭腦冷酷,內心無情和一門好生意。斯克魯奇會認為,溫柔仁慈與憐憫之心必定導致生意破產;而狄更斯反對這種看法。

孩子們在曼徹斯特的工廠裏像奴隸一樣工作(正如邁克爾·斯萊特所指出,從約翰·利奇畫的「無知」與「貧困」兩個小孩的插圖中,背景裏的煙囪使人聯想到曼徹斯特的工廠,而非倫敦的街道)。《聖誕頌歌》出版六個月後, 《1844年工廠法》(1844 Factories Act)規定,九至十三歲的兒童一天工作時間不能超過九小時,一週工作不能超過六天。這在當時被視作比較人性化的改革。

人們為什麼會使用童工呢?兒童是廉價勞動力,而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手指細小而靈活。但機器十分危險,在曼徹斯特,上百個像小提姆這樣的孩子也像他一樣被機器毀掉了腿腳。

當今的讀者,無論老少,已經很少有像我們維多利亞時期的祖先一樣多愁善感的了。當狄更斯公開朗誦自己的小說時,聽眾們常常會感動得淚流滿面,比如當他們聽到《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的小耐爾(Little Nell)死去時,或者《孤雛淚》(Oliver Twist中南希(Nancy)被殺害時,都會啜泣不止。我們可以猜想到,當維多利亞時期的聽眾們預感到小提姆要死去(還好後來被救活了)時,一定是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

狄更斯在設計他這本書的外形時也沒少花心思,他告訴他的出版商們,要選用那種高達五先令的裝幀:「棕色三文棱紋布,封面做框貼金,書脊要金色的……每個邊都要包金」。狄更斯在書的製作上不惜工本,要求約翰·利奇的六個插圖都製成彩色的。結果,做出來的每一本書成本都很高(五先令),因此起初印刷的五千本只為狄更斯帶來了微薄的利潤。

1843年第一版的《聖誕頌歌》在聖誕節前就被人們一掃而空,之後此書一直供不應求,也是狄更斯所有作品中最受電影和電視導演青睞的一部。可以說,只要聖誕節還在,狄更斯這個精彩的故事就會世代傳頌,小提姆的那句祝福也會與我們永遠相隨:「上帝保守我們,保守每一個人」。[3]

文章翻譯:孫小婷

繁體校對:林靄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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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約翰·薩瑟蘭(John Sutherland)

約翰·薩瑟蘭是倫敦大學學院的榮譽退休教授,接受諾思克利夫勳爵榮譽。他主要是在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以及美國的加州科技學院教書。他已經寫了超過三十本書。他的研究領域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和出版歷史。他是英美出版界的著名作家和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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