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沉睡的書:布魯姆斯伯里派和新月派在中國

隨著西方文學的解禁,中西文學作品的關聯一一被「喚醒」。本文細談布盧姆斯伯里派和新月派於成立背景、理論、社會性及意識流的運用上的驚人巧合。

中國大陸的先鋒派演出者常說要「喚醒沉睡的書」。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西方文學不再遭到中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封禁,在中國重新得到譯介。自此,中英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回顧歷史文獻檔案,竭力再度重現兩國在民國時期的文學作品和歷史、文學層面的關聯。

這一時期稱為現代主義時期,也稱「摩登」時期;在這一時代,英國與中國大陸在文化和美學領域得到了充分的開放。正是此時,中國文化開始逐漸影響英國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表達:亞瑟·韋利(Arthur Waley)翻譯描繪中國山水的唐詩名篇、倫敦的伯靈頓府(Burlington House,London)於1937年舉辦了首屆《世界中國藝術展》(International Chinese Exhibition of Art)以展出中國的山水畫卷、英國家家戶戶的櫥櫃上都擺放著繪有柳樹圖案的青花瓷器、「英華」(Anglo-Chinoise)園庭開始影響英國的園林設計、邱園(Kew Gardens)裏的中國寶塔、件件工藝品巧奪天工、利寶(Liberty)百貨公司所供銷的陶瓷製品和旗袍——凡此種種,皆表現出英國現代主義的一種全新國際視野。

布魯姆斯伯里派在愛德華時代,約1904年,於倫敦的布魯姆斯伯里區域成立,成員均是來自文學界、繪畫界、經濟學界、政治界、法律界和殖民政府的演出者和知識份子。儘管他們如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所說,都是「傳統的不自覺的繼承者」(unconscious inheritors of a tradition),卻都因反抗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傳統、性別規條和社會準則而留名。他們與中國的「新月派」一樣,人人對其眾說紛紜:組織內的、組織外的、為其著迷傾倒的、對其深惡痛絕的、反感其性解放、文化和政治的,都各執一詞。或許完全可以這麼說:這群興趣相投的朋友、公共知識份子、作家、演出者,組成了1904至1932 年間英國最重要的文學藝術圈。這個圈子裏,第一代成員有維吉尼亞·吳爾芙、倫納德·吳爾芙(Leonard Woolf)、亞瑟·韋利(Arthur Waley)、范奈莎·貝爾(Vanessa Bell)、羅傑·弗萊(Roger Fry)、 G· L·狄金森(G. L. Dickinson)、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E·M·福斯特(E. M. Forster)、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立頓·(Lytton Strachey);第二代則有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昆汀·貝爾(Quentin Bell)和安傑麗卡·貝爾(Angelica Bell)三兄妹。

在過去的十年裏,布魯姆斯伯里派像新月派一樣,在中國再度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這兩個團體驚人地相似:二者的美學觀點皆與當時興起的民族主義相對抗,都盡力使藝術擺脫政治。新月派於1923年左右在北京成立,名字取自印度詩人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的詩集《新月集》,意在通過引入「新月」所代表的第三國印度來促使東(中國)西(英、美)之間的矛盾渙然冰釋。新月派的創始人是詩人徐志摩,成員中有一些是北京大學的學者,大多在英美留過學。這個圈子最早也是源自兩代演出者與知識份子的友誼,這其中便包括徐志摩、陳西瀅、胡適、聞一多、沈從文和淩叔華等人。新月派常被歸為一個政治集團,因為和當時的社會風氣格格不入,且追求「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而遭受攻擊,與布魯姆斯伯里派在英國本土的境地也別無二致。新月派崇尚西方思想藝術,也因此頭頂各種「帽子」,比如「英美派」「西化」「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右翼」「紳士」「民族主義者」「反蘇」「革命派」等等。作家、批評家蕭乾曾在1995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他們當時被稱為「中國的布魯姆斯伯里派」,因為人們認為他們生活在「象牙塔」中,遠離政治,與時人對布魯姆斯伯里派的看法如出一轍(儘管後者成員並非人人如此)。

然而,兩個團體之間不僅僅只有理論層面上的關聯。

凌叔華是一位作家,也是新月派的一員。她的丈夫陳西瀅是著名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學者,在社團中地位舉足輕重,正是他創辦了《現代評論》雜誌(1924-1928),該雜誌後來成為了新月派的政治、文學言論陣地。1935年,凌叔華與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外甥、當時在武漢大學教書的朱利安·貝爾開始了一段地下關係。通過這段交往,凌叔華後來與吳爾芙本人通上了信,信中探討了她的創作困惑、藝術抱負、作品在英國出版的前景,以及朱利安之死。其實,朱利安在1937年的西班牙內戰中死後,二人才開始書信往來,吳爾芙向凌叔華致信慰藉,並寄去了《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歲月》(The Years)和《海浪》(The Waves)。凌叔華與吳爾芙的友誼漸行漸近,不僅是因為朱利安的死帶來的悲傷,還因為當時女性作家的創作受個人與歷史因素的重重阻撓。吳爾芙鼓勵凌叔華繼續寫作:「……讓我們來想想看,你是否能全神貫注地去做一件本身值得做的工作。我沒有讀過你的任何作品,不過,朱利安在信中常常談起,並且還打算讓我看看你的作品。他還說,你的生活非常有趣……」(1938年4月5日)[2] 當時的凌叔華正在嘗試一些現代主義的寫作技巧,並將自己的小說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英文讀者。在她的短篇小說集《花之寺》(1928)、《女人》(1930)和《小哥兒倆》(1935)中,她描寫了婦女在中國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男女關係、女性之間的友誼、孩子及讓人崩潰的家庭瑣事。她不僅與吳爾芙一樣關心女性生活,還通過「審視內心」(turn inward)的方式,嘗試抓住小說中女性的內心獨白,與吳爾芙在《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3] 中所運用的「意識流」手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例如,凌叔華在短篇小說《無聊》中,探尋了飽讀詩書的大家閨秀如璧心中的無聊之感。小說開篇便是女主角的一段內心獨白:

「天像是給人鬥氣,下了七八天雨還沒夠,一清早又是一個『大黑臉』。瞧吧,還要下呢!」如璧起床時便很生氣的自己咕噥道
院子裏倒還好,桃李花落完了枝子上卻長了青翠的葉子;只是房子裏到處都有一股又潮又黴的土腥味兒。」[4]

而吳爾芙筆下同樣受過良好教育、還是英國議會議員之妻的達洛維夫人,在6月陽光明媚的一天則是:

「達洛維太太說她要自己去買鮮花。
因為露西有很多事情要做。幾扇屋門將從折葉上卸下;朗波爾邁耶店裹的工人要來。再說,克拉麗莎·達洛維想,今天早晨多麼清新啊,好像是專為海灘上的孩子們準備的。」[5]

如璧對家裏僕人張媽「甚麼都要管一管」的性格怏怏不快,她接待了忙碌的白太太,聽見隔壁「有女人哭聲」,還對外出購物的女人評論了一番。儘管僕人和人力車夫都把如璧當作「闊人」「了不起的大人物」,她還是從他們眼中看到了自己人生的「無聊」。她想、感、歎、觀,不斷思考自己作為「資產階級」女性,人生的意義何在。與之類似,要舉辦聚會的達洛維夫人想著自己的裙子、身邊經過的汽車、六月裏的這一天、可憐的亞美尼亞人、自己的青春、未了的情緣;最終聽到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自殺的消息,又開始思考他的死亡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義。

兩位作家都嘗試通過「意識流」的手法,從女性內心出發,描寫她們的生活,同時批判社會制度及其對女性的影響。如果將維吉尼亞·吳爾芙和凌叔華的作品對比,將她們所屬的「布魯姆斯伯里派」和「新月派」對比,就會發現她們二人之間與其說「相互影響」——這種文學研究中常見的陳詞濫調,不如說是惺惺相惜。這也同時凸顯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英兩國時局動盪的背景下,為追求共同的美學觀念而既存的文化需求。

文章翻譯:鄭瀚文

繁體校對:林靄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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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帕翠西婭·勞倫斯(Patricia Lawrence)

帕翠西婭·勞倫斯(Patricia Lawrence)是一名作家、批評家,同時是紐約市立大學紐約市立學院的榮譽退休教授,專攻跨國家的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女性寫作、維吉尼亞·吳爾芙和布盧姆斯伯里派研究及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勞倫斯教授著有《閱讀沉默:英國傳統中的維吉尼亞·吳爾芙》(The Reading of Silence: Virginia Woolf in the English Tradition, 1994《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布盧姆斯伯里、現代主義與中國》(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 2003)及《朱利安·貝爾:暴力的和平主義者》(Julian Bell, the Violent Pacifist, 2005),另著有伊莉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傳記,將由美國西北大學出版社(Northwestern UP)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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