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

出版日期: 1792 类型: 哲学

里程碑式的文学作品《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是由历史上最早的女权主义杰出作家之一所创作的。这部作品首次提出了女性拥有理性、有权接受公共教育,从而自食其力、贡献社会的观点。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出生: 1769年4月27日 逝世: 1797年9月10日 职业: 作家、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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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的权利,我的主要论点构筑在一个简单的原则之上:如果不通过教育让女子与男子并肩同行,女性就会成为真知的阻碍,因为真理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否则其普适通行的效力将打折扣。如果女子不理解遵循美德的价值,她又怎会遵循美德?如果女子没有自由,理性就会受限,如果理性受限,就无法理解她的职责,也无法领悟职责将带给她的真善,那么,她又怎会履行职责?” 

教育和平权

1791年,法国主教、政治家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向法国国民议会递交报告,强调了当时的观念,女性只能在“父亲家”(the paternal home)接受教育。出于义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撰文呼吁男女平权,尤其在教育领域,并主张女性智识上的劣势完全来自缺乏公共教育的观点。

我希望我的女同胞们会原谅我,如果我把她们当作有理性的人来看待,既不恭维她们的妩媚风姿,也不把她们看作好似永久处在不能独自站立的幼稚状态。[1]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语调,既有她个人的幽默感,也有她对大多数女子被造就的柔弱状态的义愤。按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旁证,沃斯通克拉夫特写这本书时下笔飞快,只花了六周,并打算发表第二卷。

《女权辩护》写于1791年,出版于1792年,同年发行了第二版。出版时该书虽标为第一卷,但沃斯通克拉夫特并没有写出续文。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前,也有主张改革女性教育的著述,但往往是基于道德立场,或是为了让女子更好地履行作为男人伴侣的职责。《女权辩护》则不然,书中呼吁建立让男女一起入校学习的全国教育系统,不是为了训练出好妻子,而是因为沃斯通克拉夫特觉得,为了女子的尊严,必须有权利、有能力去自食其力。她写道:“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意于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奴性的服从,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发现我们是更规矩的女儿,更热情的姐妹,更忠实的妻子,更明白道理的母亲——总之一句话,更好的公民。”[2]

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这部先驱式著述,一部分原因是回应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90年末出版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伯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注定要失败,社会还需要传统制度的支撑,例如官爵和财产世袭。在此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最早的回应是《男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以此文驳斥伯克、支持议会改革、宣称宗教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自由是男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滥用这些权利自由的人基本上是出于愚昧无知。这种男权主张并非没有同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91年发表的《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也反对伯克。但沃斯通克拉夫特更进一步,并首次提出女权应和男权平起平坐。

沃斯通克拉夫特时代的女权状况如何?

在18世纪,从法律角度来看,已婚妇女没有财产、私人钱财和选举权,子女的权益也与她们无关。这套庇护制是所有婚姻的主宰:这是一种把夫妇视为一人的法定原则。婚后,女子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均从属于丈夫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女子依法受丈夫保护、服从其权威。单身女子或寡妇可拥有财产、金钱,开展事业,已婚妇女则无同等权利,除非达成某种代价不菲的法律裁定。直到《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Married Woman’s Property Act 1870)及后续立法的成立,已婚妇女才能够保留她们自己亲手挣来的钱、拥有婚前婚后所得财产的持有权。

女性教育

在18、19世纪之交,关于女性教育的性质和目的、持家和学术技能的侧重究竟该如何把握,都是当时激辩的主题。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得不到像样的教育,所以无法对社会作出有意义的贡献;而当时也有很多思想保守的作家,像萨拉·斯蒂克尼·艾丽丝(Sarah Stickney Ellis,1799-1872)在《英格兰妇女》(The Women of England,1839)中主张的那样,认为女人有一种宗教教义上的责任——为社会整体福祉来好好抚育下一代、给年轻人灌输正确的道德观。

那时的人们认为大学教育不适合女性,因此,女人便无法追求实现职业发展。为数不多的励志故事流传下来,讲述克服性别壁垒而工作有成的女子:军医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直到死后才被发现是女儿身,其真实身份是出生于爱尔兰的玛格丽特·巴尔克利(Margaret Bulkley)。她从十岁起就伪装成男孩,此后一生均以男性身份度过。她在爱丁堡的医学院求学,并在1812、1813年分别获得医生和外科医师的资格。直到一个世纪后的1911年,埃莉诺·戴维斯-科利(Eleanor Davies-Colley)才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承认的女外科医师。

 

当时读者对《女权辩护》的反响如何?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仍在世时,《女权辩护》在与志同道合的文艺圈里获得了积极的反响,这个圈子也有自由的思想,反对保守的风气。但其他读者的评价非常负面。作为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一封信函中把她称为“穿蓬蓬裙的鬣狗”。沃斯通克拉夫特因生产时的败血症去世,年仅38岁,留下几篇未完成的手稿。她的女儿玛丽便是后来写下著名文学作品《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8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鳏夫威廉·戈德温发表了其在悼念亡妻的过程中写下的回忆录。这些文字坦诚忠实,既描写玛丽与他婚前的关系,也记录她和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的纠葛,以及两人私生女范尼·伊姆利(Fanny Imlay)的诞生。这桩丑闻贬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学遗产。多年后,范尼因不幸的情感关系而自杀,(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威廉·戈德温的女儿,即婚后的玛丽·雪莱)玛丽·戈德温与珀西·比希·雪莱私奔,世人立即将此事归咎于沃斯通克拉夫特所终生倡导的女权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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