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与十九世纪女性

萨莉·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教授探讨了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如何通过塑造一位既有工作且要求受到尊重,自制有度同时又激情叛逆的女主人公,从而挑战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得体女性行为观。

约翰·鲍温教授(Professor John Bowen)探究了《简·爱》Jane Eyre)中女性所担当的中心角色,以及家庭女教师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影片拍摄于哈沃斯的勃朗特故居。

女性气质与反叛

夏洛蒂·勃朗特在1847年以男性化的笔名柯勒·贝尔(Currer Bell)出版《简·爱》时,一些批评家大为称赞,另一些则严厉批评。保守的伊斯特莱克夫人(Lady Eastlake)宣称,倘使这本书是女人所作,“她早已丧失了身处女性社会的资格”。她断定除了缺乏女性气质,小说还存有一种反动精神,类似为工人争取选举权的人民宪章运动精神,或如同当时横扫欧洲的政治革命。[1]《简·爱》颠覆了人们关于女人该如何行事如何举止的看法,这在伊斯特莱克夫人眼中几乎形同推翻了社会秩序。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早年作品中,女主人公饱受苦难,为浮华滥交的扎莫纳公爵(Duke of Zamorna)而憔悴,简却不同,她要求平等权,要求受到尊重。“你以为”,她要求罗切斯特回答,“我是机器?——一部没有感情的机器?”她跟他进行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对话,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第二十三章)。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从十几岁至年近30岁期间,勃朗特的早期创作中存有反叛的因素。在《到访维瑞波利斯》(Visits in Verreopolis,1830)中,高贵的泽诺比娅(Zenobia)精通古典文学,却受到许多男性的歧视。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暗示,女人好比天鹅,在水中方显优雅,一旦她们擅自离开属于她们的自然环境,即家庭,她们便开始“不体面地蹒跚摇摆”,使得人人都有权对此“捧腹大笑”。[2] 有趣的是,泽诺比娅也同样容易暴怒或者发疯,她被描述成具有西印度人或是马提尼克岛人的肤色,这也使得她成为了“疯妻”的先祖。

女性应该被允许运用她们的才能

尽管《简·爱》富有反叛精神,夏洛蒂·勃朗特的社会观并非是公然的激进。在读完《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1851年的一篇为女性争取选举权与工作权利的文章之后,勃朗特给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去信,大意如下:虽然她赞同文章作者的诸多论断,但她还是觉得这些论断缺乏“情感”,温柔的情感。[3] 勃朗特虽不赞同给予女性选举权,却相信她们应该具有工作的权利。小说中的简·爱强烈请求应该给予女性运用自身才能的权利,不应把她们限制在家庭之中,令她们“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包袋”(第十二章)。夏洛蒂·勃朗特本人也曾从事家庭女教师与学校教师的工作,但却对此深感厌恶。她在给弟弟布兰韦尔(Branwell)的一封信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她在布鲁塞尔教书时写的。在另一封给她的编辑W.S.威廉斯(W.S. Williams)的信中,夏洛蒂提出了成为住家家庭女教师的女性永远不会快乐的观点。[4] 家庭女教师的困境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关注。这实际上也是无法得到家庭经济支持的中产阶级女性可从事的唯一体面工作,但这种经历常是悲惨的。家庭女教师既不是仆人也不属于家庭成员,还常遭到这两类人的歧视。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在她的第一部小说《艾格尼丝·格雷》(Agnes Grey,1847)中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这些问题。相较之下,简·爱非常幸运,遇上了费尔法克斯太太(Mrs Fairfax)这样的人,而她与雇主的浪漫相爱,自然又打破了所有的社会等级规则。

激情还是自制?

在小说中,简·爱的坚强自制与罗切斯特第一任妻子伯莎·梅森(Bertha Mason)的兽性特质之间形成了既明显又含蓄的对比关系。但是,有如许多评论家所言,被关在红屋子里的愤怒孩子与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妻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值得注意的是,简·爱第一次在自己的镜子里看到伯莎,她并不像罗切斯特那般去谴责伯莎。小说中的罗切斯特不加掩饰地描述伯莎的性欲以及他自己的堕落,这着实令人震惊,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说同样把简·爱刻画成一个欲望强烈的女主人公。在圣约翰·里弗斯(St John Rivers)向简求爱时,她担心的是他们结婚后,他会“谨慎地奉行……爱的各种形式”,但同时却缺乏爱情的精神(不爱她):换言之,他能给予性生活,却不能给予浪漫的爱情。简感觉到这会令她“内心煎熬,却永远发不出一声喊叫”(第三十四章)。激情与火的意象贯穿整部小说,象征意义最强烈的当属将桑菲尔德(Thornfield)夷为平地的那场大火。勃朗特在简·爱与伯莎之间建立了明晰的对照,但她也提示这两种激情如火的女性气质之间暗含相似之处。

文章翻译:傅燕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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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萨莉·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

萨莉·沙特尔沃思是牛津大学的英语文学系教授,她专攻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以及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她出版的作品包括《夏洛蒂·勃朗特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心理学》(Charlotte Brontë and Victorian Psychology)还有《儿童的心灵:1840-1900年代,文学,科学,药学中的儿童发展》(The Mind of the Child: Child Development i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Medicine, 1840-1900)。她出版了牛津经典版的《简·爱》和《安·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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