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與兒童文學

十七世紀早期，幾乎沒有專門為孩子寫的書。給年輕人看的文字，從內容到語調都是說教，譴責罪惡、宣導美德。世人相信，孩子生來帶「原罪」，靈魂需要「淨化」才能獲得救贖。詹姆斯·詹韋著《兒童皈依信仰的明證：神聖和典範的生活以及數名幼兒歡喜死亡》是該時期的名作，書中共有十三名孩子喪命。羅伯特·羅素的《小人小書》則敦促「壞孩子」乖乖聽話，「抵制魔鬼的誘惑」。這些書名和主題在現代讀者眼裏可謂無聊荒誕，但據當時文獻表明，讀者的確真心喜歡這些故事。

一些先驅作家希望作品在說教之餘也有娛樂性。從大約1730年開始，湯瑪斯·博爾曼專攻童書創作，寫出兩部饒有趣味的微型作品：《倫敦市政廳兩巨人及奇珍煌煌巨史》和《倫敦塔奇妙動物》，內含倫敦塔動物園內動物的木版插畫和介紹。十八世紀高產出版商約翰·紐伯里出版了一本讓孩子一見傾心的童書《美麗的口袋小書》，首版出版於約 1744 年，開本較小，搭配插圖，用色彩鮮豔的裱花紙訂裝。封面頁稱，此書「意在給小少爺湯米和可愛的波莉小姐一些教導、一些歡樂。附兩封來自巨人殺手傑克的信；還附贈一個球和一塊針墊；善用球和針墊絕對會讓湯米成為好男孩，讓波莉成為好姑娘。」

約翰·洛克於 1693 年所作之影響深遠的論著《教育漫話》建議用理性教育兒童，而非單靠懲罰恐嚇。洛克的注重點是讓孩子為成年做好準備；然而，半個多世紀後，讓-雅克·盧梭在《愛彌爾》中挑戰了這一個觀點。盧梭認為應以兒童為中心，他相信，青少年的發展不應受成人習俗的干涉，應允許他們自由表達。這為浪漫主義詩人的兒童觀奠定了基礎，他們宣稱孩子未被敗壞，擁有與自然親近的珍貴特質。

讚美童年是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創作的主旋律。他站在兒童的立場、懷著同情之心為孩子創作關於他們的詩篇。在《天真與經驗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中，他還刻意顛覆說教式的文學傳統。布萊克把自己的詩文和背景配圖雕成一體，還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真實生活的原創故事》設計並雕刻六塊銅板，這部作品旨在為教師和學生樹立典範。布萊克讚美童年的正面價值：質樸、誠實、活潑、善良、未受成人世界玷污的思想。他的詩行為十九世紀的「童年崇拜」奠定了基礎。

大多數人知道沒有安全感和親密感的童年會是甚麼滋味，所以不難理解，千百年來的讀者都同情小說裏的孤兒。最早的西方神話和童話裏就有棄兒（從尼羅河裏撈起的摩西、被母狼養大的羅慕路斯和雷穆斯）。雖然前程堪憂，但在小說裏，他們有無窮的可能，令我們一邊感同身受於他們的苦難遭遇，一邊心心念念著他們的未來結局。

孤兒故事是十八世紀晚期兒童文學的次類別之一。1765年，約翰·紐伯里出版暢銷書《兩隻小好鞋的故事史》，講述孤女瑪格麗如何應對各種困境和危難。七十年後，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創造了英語文學中最著名的孤兒形象：奧利佛·退斯特，講述他如何在骯髒的、充斥犯罪的倫敦城掙扎生存。在這部小說和他的很多其他小說裏——從《大衛·科波菲爾》和《荒涼山莊》到《遠大前程》和《我們共同的朋友》，狄更斯筆下的孤兒一直是映照十九世紀英國社會陰暗面的明鏡。

道德說教書通常把淘氣孩子寫成反面形象，要求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與此相反，幼弱孤兒的血淚史則更容易贏得讀者的同情。儘管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選擇的主角也是孤兒，但《簡·愛》（Jane Eyre）中細緻入微的人物刻畫創作了一種新類型的主角。她在簡的身上注入不羈的色彩，還引來當時若干評論家的不安。他們覺得女主角的態度和行為過於叛逆，逾越女性舉止應有的常規，認為這種作品在當時英國工人階級奮起抗爭、歐洲政治陷入巨大震盪的背景下會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

然而，這位當面蔑視暴君的女主角，她的熾熱情感理應獲得認可。不容忽視的是，勃朗特採用第一人稱敘事手法，讓簡能真誠地講述自己的故事，以彷彿觸手可及的親密感激發讀者的代入和同情，並呼喚世人對孩子的思想和感受報以更多的理解。

從馬婁瑞塔到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院。英國寄宿學校的生活令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癡迷不已。當父母不在身邊，校園成了邁向成年的孩子之間演繹親密友情、險惡敵對和午夜盛宴的舞台。然而，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寄宿學校——在文學和現實兩方面——往往都是殘酷之地。《簡·愛》中的洛伍德慈善學校以夏洛蒂曾就讀的科恩橋女子教會學校為原型，展現出了學校嚴酷的制度、惡劣的生活條件、清教式的嚴厲教育和懲罰。勃朗特以栩栩如生的描寫以呼籲改革。八年前，查爾斯·狄更斯寫過一間更嚴酷的學校，即《尼古拉斯 ·尼克貝》（Nicholas Nickleby）中的多斯男童寄宿學校，對於交托到他手裏的學生的福利，校長瓦克福德·士括爾斯漠不關心，他只關心錢，內心深處還帶有虐待傾向。狄更斯以調查為基礎來構思小說，小說的問世也導致多家所謂「約克郡學校」的倒閉。

格林兄弟和安徒生寫下的迷人童話，分別在 1823 和 1846 年首次譯成英語，為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鋪下道路。十九世紀，幻想文學的吸引力越來越大，這可能是對重大歷史變化的回應：工業和城市發展令讀者渴望獲取解脫現代社會中壓力的良藥。視之為己任的作家，為兒童創作了類型廣泛、開啟思維、讀來愉悅的實驗性作品。他們避免說教，以活潑有趣的方式激發兒童的想像力，有時不惜打破現實規律。儘管如此，幻想文學中的道德說教元素依然不能盡免：查爾斯·金斯萊的《水孩子》有道德主張，批判童工和虐待窮人的現象；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故事《自私的巨人》讓大人向小孩學習。幻想故事和社會現實可以成功地和諧共存。

愛德華·利爾（Edward Lear）在1846 年出版的《荒誕書》（A Book of Nonsense）一經問世即獲好評。他是位富有天賦的演出者，並為生動的詩行配上了有趣的畫作。後來的續作《荒誕的歌、故事、植物和字母》包括了這首深受喜愛的詩篇《貓頭鷹和貓》。文字遊戲是這些詩篇的關鍵特色，利爾善於用自造詞愉悅讀者，如對「吃吃匙」的精彩描述。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別開生面的荒誕童話《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也是同樣是千古名作。作者借鑒童謠和民間童話的技巧和概念，織入各種遊戲、字謎、謎題和文字遊戲，構成引人入勝的敘述結構。愛麗絲在書中得以挑戰社會習俗、對大人的行為和思想提出質問。

動物、鳥魚和昆蟲出現在很多童書裏，並常包含帶人類特徵的象徵化描寫。運用這種手法的歷史源遠流長，譬如耳熟能詳的《伊索寓言》。在《愛麗絲夢遊仙境》（1865）中，因好奇心的激發，愛麗絲追逐一隻忽隱忽現、脾氣暴躁的白兔，被一隻快言快語的抽煙鬥毛毛蟲嚇一跳，又遇到各種各樣的角色，並最終在那個奇奇怪怪的世界得到有關成長的寶貴教訓。路易斯·卡羅的成功很快後繼有人：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柳林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碧雅翠絲·波特的彼得兔系列。使用擬人手法時，作家出於各種原因刻意歪曲現實，可能有時只是為了有趣活潑，引發小讀者的想像力。但兒童文學歷史顯示，作家常借擬人法來進行說教。擬人法可以讓讀者從中反思自己的行為態度；也可以探討嚴肅的社會問題。此外，如果某些話尤其令人不安和難受，披上動物外衣則可以製造情感距離——編織一個「安全網」。通過文學擬人法，作家得以和讀者開啟引人入勝的對話。

千百年來，倫理故事一直折射著故事創作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19世紀的很多童書都迴盪著帝國主義的交響。在那個西方觀念被強加到其他文化之上的時代，作家們也傾向於表達特定的價值觀和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定論：有時有意，有時無心。那時的動物故事裏，常有來自非歐洲本土的物種登場為故事增色。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生於印度孟買，而當時印度是大英帝國領地。《原來如此》（Just So Stories）是他為自己的孩子而寫的，內含趣味盎然、引人遐想的故事，例如《駱駝為甚麼長駝峰》、《豹子為甚麼長斑點》 、《獨來獨往的貓》。其文風親切，滿含奇思妙想，迷人有趣。但是，雖然這些故事多年來一直流行，吉卜林的聲譽卻隨時代變遷而起伏，一度被批評政治立場不正確、有沙文主義傾向。當然，批評不會永遠地持續。可喜的是，兒童文學將一如既往地給孩子帶來知識、快樂和啟迪。這種文學類型永遠在變化和進步，潛力永不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