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閱讀莎士比亞與湯顯祖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和湯顯祖皆於1616年先後逝世。本文以這兩位中英文豪作為文學路標,從其作品延伸至他們所代表的兩種不同的戲劇傳統與文化世界,展示跨文化深層閱讀的豐富可能性及其意義。

1616年的中英文壇發生了哪些大事?

這是中西戲劇史上重要的一年,英國當時正處於詹姆士一世的統治下,中國則為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無獨有偶,莎士比亞(1564-1616)和湯顯祖(1550-1616)這兩位文學巨匠皆於此年先後逝世。這些當然是歷史巧合,但這樣的歷史偶然性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可以思考的問題: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常被視為英國和中國戲劇的代表,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類比較?把莎士比亞與湯顯祖放在跨文化視野下進行交叉閱讀及審視,能否豐富我們的閱讀經驗?

全球視野下的共同文化遺產

莎士比亞和湯顯祖生活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分別得到了英國文藝復興與中國晚明這兩種輝煌文明的孕育。他們的作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代表了兩種獨立的戲劇文化。湯顯祖和莎士比亞沒有機會閱讀或觀賞過對方的作品,當時的中英戲劇,還沒有產生直接相互影響的客觀條件。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的文學作品在接下來幾個世紀,通過多種語言的翻譯本的出現、各式舞台演出的誕生,逐步從本國走向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莎士比亞已經不再只是屬於英國的,而湯顯祖也不僅僅是屬於中國的。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戲劇,是讓世界各地學者一直不斷探索、鑽研的文學經典,也是讓全球讀者和觀眾共享且回味無窮的文化糧食。

作為世界文學的共同瑰寶,讀者按照自己的閱讀經驗,可以發現莎士比亞和湯顯祖的個別作品在題材上有許多共同點,如對人生共同價值的探尋以及對親情、愛情、權勢、幸福等重要命題的思考。比方說,莎翁家喻戶曉的名劇《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中所表現的對於愛情的渴望和追求,常被拿來與湯顯祖的《牡丹亭》作比較,但《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悲劇性結尾卻又與《牡丹亭》的團圓結局大異其趣,其中蘊含了兩個戲劇文類(英國伊麗莎白時期戲劇與中國明代傳奇)的不同審美觀念及文化精神。也有學者註意到從悲喜劇雜糅的元素及結構上來看,另一莎劇《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與《牡丹亭》有不少相似之處。

此外,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對世界文學的貢獻,還在於他們對中英文學傳統及語言的繼承與創造。他們的作品直到今日仍被傳閱,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題材上,這些作品多數是在前人故事基礎上加以改編或創新。同樣的,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劇作的文學語言也有豐富的層次性,融匯了前人用語、典故以及當代風格,在閱讀時值得仔細推敲。我們常說莎翁對現代英語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少語句或是由他首創、或是經由其作品而廣為流傳。舉個例子來說,「Love is blind」(愛情是盲目的)一句,讀者可能會想起是莎劇中的某句對白——見於《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維洛那二紳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等數部作品,而其實這句話更早已出現在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里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又如《牡丹亭》被譽為湯顯祖至情說的代表性作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題詞》)湯顯祖在曲文中屢屢援引或化用前人詩文,雖難脫文人炫技之嫌,但也正如劇本第一折所述:白日消磨腸斷句,世間只有情難訴。劇中要轉達的難以直接表述,而只好藉助典故及前人用語。即便是世間只有情難訴一句,也可能是化用了唐代顧況(約725-814)的詩句世間只有情難說

從兩位作家到兩種文化世界的深層閱讀

在進行跨文化比較的同時,我們不應盲目地將湯顯祖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其實兩者之間存在許多差異。上文已提到,他們屬於兩種不同的戲劇傳統與文化世界。我們今天閱讀莎士比亞或湯顯祖的作品,除了將它們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以外,也可以將作品還原到十六、十七世紀的歷史環境來進行深層閱讀:如果只把《羅密歐與茱麗葉》和《牡丹亭》當作愛情劇來閱讀,會否忽略了《牡丹亭》中的多層次及豐富意涵?如果說莎士比亞和湯顯祖代表了當時文學史或戲劇史上的兩個高峰,為甚麼英國和中國在同一時期會出現這樣一個現象?

再回到1616年。在莎士比亞和湯顯祖相繼逝世的這一年,臧懋循(1550-1620)的《元曲選》出版了,而英國著名劇作家班瓊森(Ben Jonson,1572-1637)的文集也於同年出版,其中戲劇佔了重要份量,打破了當時文壇將戲劇視為非文學的傳統觀念。換言之,我們看到中英兩國於各自的晚明和文藝復興時期,在戲劇文學與劇場藝術上皆達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兩國戲劇文類的地位、劇本樣貌,以及劇壇風景皆邁入新紀元。與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同時代的還有許多優秀文學家如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及張鳳翼(1527-1613)、馮夢龍(1574-1646)等。

通過這樣的延伸閱讀也可發現,莎士比亞與湯顯祖之間的不同,不僅僅是中英或中西文化的差異。他們可以說屬於兩種不同類型的作家:莎士比亞是商業型劇作家,其劇作是大眾娛樂,對像是買票看戲的廣大觀眾;湯顯祖​​則是典型的中國傳統文人,戲曲創作只佔其文學創作的一小部份,其詩文數量遠超過戲曲。但饒有趣味的是,四百年後這些作品都成為了文學中的經典。

閱讀莎士比亞、回望湯顯祖

在目前的中英戲劇跨文化比較和對話中,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已不僅僅指涉兩位作家或兩個獨立的個人,而是成了一個文化的代名詞,莎士比亞代表英國文化,湯顯祖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中國戲曲文學。這樣的跨文化比較,意義在於借助莎士比亞和湯顯祖作為文學路標,引領我們更深入地挖掘、認識他們所代表的兩種文化世界。

此外,在我們閱讀莎士比亞和英國文藝復興時期作品的同時,不妨也回頭關注湯顯祖時期的晚明文學,透過觀看他者的文化世界,能夠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自身的文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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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陳靝沅(Tan, Tian Yuan)

陳靝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中文系教授、語言與文化學院副院長,同時擔任歐洲漢學學會秘書長。著有專書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哈佛大學出版社, 2010年)、《康海散曲集校箋》(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年)、Passion , Romance, and Qing: The World of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Peony Pavilion,3 vols.(與Paolo Santangelo 合著,Brill荷蘭萊頓布里爾出版社, 2014年),以及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與Maghiel van Crevel, Michel Hockx合編, Brill 2009年)、《英語世界的湯顯祖研究論著選譯》(與徐永明合編,浙江古籍2013年)、 1616: 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s China (與Paul Edmondson, Shih-pe Wang 合編, Bloomsbury Arden Shakespeare布魯姆斯伯里出版公司阿登莎士比亞,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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