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

余光中教授在本文与读者分享了其在翻译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作品《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的所想所感,通过从原文及译文中多处取例分析,生动有趣地诠释了他是如何将王尔德作品中那字里行间的“毒舌”与“嘲讽”渗透到中文译本里。

《不可儿戏》是英国十九世纪唯美大师王尔德四本喜剧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我译过许多诗,但喜剧却是为方便演员与观众着想的。要点在于让演员说得顺口, 而听众听得入耳,不像译诗可容读者默读或分几次读完。
── 余光中

《不可儿戏》不但是王尔德最流行最出色的剧本,也是他一生的代表杰作。批评家对他的其他作品,包括诗与小说,都见仁见智,唯独对本剧近乎一致推崇,认为完美无陷,是现代英国戏剧的奠基之作。王尔德自己也很得意,叫它做“给正人看的闲戏”(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又对人说:不喜欢我的五个戏,有两种不喜欢法。一种是都不喜欢,另一种是只挑剩《不可儿戏》。”

然而五四以来,他的五部戏里,中国人最耳熟的一部却是《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s)。这是一九二五年洪深用来导演的改译本,由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此剧尚有潘家洵的译本,名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两种译本我都未看过,不知谁先谁后。其他的几部,据说曾经中译者尚有《莎乐美》(Salome)和《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莎乐美》译者是田汉,《理想丈夫》的译者不详。至于《不可儿戏》,则承宋淇见告,他的父亲春舫先生曾有中译,附在《宋春舫论剧》五册之中,却连他自己也所藏不全了。剩下最后的一部《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未闻有无译本。

六十年来,王尔德在中国的文坛上几乎无人不晓。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里,就已把他和歌德、狄更斯、雨果、佐拉等并列,当做取法西洋文学的对象了。然而迄今他的剧本中译寥落,究其原因或有三端。一是唯美主义的名义久已成为贬词,尤为写实的风尚所轻。二是王尔德的作品说古典不够古,说现代呢又不够新。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王尔德的对话机锋犀利,妙语逼人,许多好处只能留在原文里欣赏,不能带到译文里去。

我读《不可儿戏》,先后已有十多年;在翻译班上,也屡用此书做口译练习的教材,深受同学欢迎。其实不但学生喜欢,做老师的也愈来愈入迷。终于有一天,我认为长任这么一本绝妙好书锁在原文里面,中文的读者将永无分享的机会,真的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要说与君听,只有动手翻译。

当然,王尔德岂是易译之辈?《不可儿戏》里的警句隽言,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不,简直是五步一关,十步一寨,取经途中,岂止八十一劫?梁实秋说得好:英文本来就不是为翻译而设。何况王尔德当年写得眉飞色舞,兴会淋漓,怎么还会为未来的译者留一条退路呢?身为译者,只有自求多福,才能绝处逢生了。

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难存原文,只好就径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试举二例说明:

Algernon: How are you, my dear Ernest? What brings you up to town?

Jack: Oh, pleasure, pleasure! What else should bring one anywhere?

这是第一幕开始不久的对话。杰克的答话,如果只译原文,就成了“哦,乐趣,乐趣!什么别的事该带一个人去任何地方吗?”这样,表面是忠于原文了,其实并未照顾到原意,等于不忠。这种直译,真是“阳奉阴违”。我的译文是“哦,寻欢作乐呀!一个人出门,还为了别的吗?”

Lady Bracknell: Where is that baby?

Miss Prism: Lady Bracknell, I admit with shame that I do not know. I only wish I could.

这是第三幕接近剧终的一段,为全剧情节所系,当然十分重要。答话的第二句如果译成“我但愿我能够知道”,错是不错,也听得懂,可是不传神,所以无力。我把它译成“要是我知道就好了”。这虽然不是原文,却是原意。要是王尔德懂中文,也会这么说的。

以前我译过诗、小说、散文、论文,译剧本这却是第一次。当然小说里也有对话,可说和剧本相通。不过小说人物的对话不必针锋相对,更少妙语如珠。戏剧的灵魂全在对话,对话的灵魂全在简明紧凑,入耳动心。讽世浪漫喜剧如这本《不可儿戏》,尤其如此。小说的对话是给人看的,看不懂可以再看一遍。戏剧的对话却是给人听的,听不懂就过去了,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我译此书,不但是为中国的读者,也为中国的观众和演员。所以这一次我的翻译原则是: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其实观众该是听众,或者该叫观听众。这一点,英文的说法是方便多了。)希望我的译本是活生生的舞台剧,不是死板板的书斋剧。

因此本书的译笔和我译其他文体时大异其趣。读我译诗的人,本身可能就是位诗人,或者是个小小学者。将来在台下看这戏的,却是大众,至少是小众了。我的译文必须调整到适度的口语化,听起来才象话。同样的字眼,尤其是名词,更尤其是抽象名词,就必须译得响亮易懂,否则台下人听了无趣,台上人说来无光。例如下面这一段:

Gwendolen: Ernest has a strong upright nature. He is the very soul of truth and honour. Disloyalty would be as impossible to him as deception.

抽象名词这么多,中文最难消化。末句如果译成“不忠对于他将如骗欺一样不可能”,台上和台下势必都显得有点愚蠢。我的译文是“他绝对不会见异思迁,也不会做假骗人。”千万不要小看中文里四字词组或四字成语的用处。在新诗和散文里,它也许不宜多用,但在一般人的口头或演员的台词里,却听来响亮而稳当,入耳便化。

Lady Bracknell: Sit down immediately. Hesitation of any kind is a sign of mental decay in the young, of physical weakness in the old.

第二句的抽象名词也不少。尤其句首的一词,如果只译成二字词组“犹豫”或“迟疑”,都会显得突兀不稳。我是这样译的:“犹豫不决,无论是什么姿态,都显示青年人的智力衰退,老年人的体力虚弱。”

遇见长句时,译者要解决的难题,往往首在句法,而后才是词语。对付繁复长句之道,不一而足,有时需要拆开重拼,有时需要首尾易位。一般译者只知顺译(即依照原文次序),而不知逆译才像中文,才有力。

Lady Bracknell: I should be much obliged if you would ask Mr Bunbury, from me, to be kind enough not to have a relapse on Saturday, for I rely on you to arrange my music for me.

这种句法顺译不得。我便拆而复装,成为“要是你能替我求梁勉仁先生做做好事,别尽挑礼拜六来发病,我就感激不尽了,因为我还指望你为我安排音乐节目呢。”

Miss Prism: 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 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两个长句,或因副属子句尾大难掉,或因介系词词组一层层相套,都不宜顺译。我的译文是:“他自己的哥哥都承认他性格懦弱,意志动摇,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种人,我看连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声通知,就要把坏蛋变成好人,现代人的这种狂热我也不赞成。”看得出,两句都是逆译了。还请注意,两句译文都以动词结尾,正说明了在不少情况下,英文句子可以拖一条受词的长尾巴,中文就拖不动。所以我往往先解决复杂迤长的受词,再施以回马一枪。

其他的难题形形色色,有的可以克服,有的可以半悬半决,有的只好放弃。例如典故,此剧用典不多,我一律把它通俗化了,免得中国观众莫名其妙。像Gorgon就译成“母夜叉”;It is rather Quixotic of you”就译成“你真是天真烂漫”。如果译诗,我大概会保留原文的专有名词。最好笑的一句是电铃忽响,亚吉能说:“啊!这一定是欧姨妈。只有亲戚或者债主上门,才会把电铃揿得这么惊天动地。”后面一句本来是“Only relatives, or creditors, ever ring in that Wagnerian manner”,我个人是觉得好笑极了。因为这时华格纳刚死不久,又是萧伯纳一再鼓吹的歌剧大师,以气魄见长。可惜这典故懂的人固然一听到就好笑,不懂的人一定更多。

双声是另一个问题。拜伦《哀希腊》之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胡适译为“英雄瑟与美人琴”,音调很畅,但不能保留双声。双声与双关,是译者的一双绝望。有时或可乞援于代用品。例如“I hear her hair has turned quite gold from grief”最后三字是从“grey from grief”变来的,妙在双声之格未破。我译成“听说她的头发因为伤心变色像黄金”。双声变做迭韵,算是妥协。

最难缠的当然是文字游戏,尤其是一语双关,偏偏王尔德又最擅此道。在本书中,有不少这样的“趣克”(trick)都给我应付了过去。有时候实在走不通,只好变通绕道,当然那“趣克”也变质了。例如下面的对话:

Jack: Well, that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Algernon: If it was my business, I wouldn’t talk about it. It is very vulgar to talk about one’s business. Only people like stockbrokers do that, and then merely at dinner parties.

这不能算是王尔德最精采的台词,可是其中business一字造成的双关“趣克”却成了译者的克星。我只好绕道躲它,把stockbroker 改成“政客”,成了“要是跟我有关系,我才不讲呢。讲关系最俗气了。只有政客那种人才讲关系,而且只在饭桌上讲。”

有时候变通变出来的新“趣克”,另有一番胜境,想王尔德看了也不免一笑。例如劳小姐劝蔡牧师结婚,有这样的妙语:

Miss Prism: You should get married.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a womanthrope, never!

劳小姐咬文嚼字,把misogynist(憎恨女人者)误成了womanthrope,但妙在和前文的 misanthrope同一格式,虽然不通,却很难缠。如果我不接受挑战,只译成“一个厌世者我可以了解——一个厌女者,决不!”当然没有大错,可是听众不懂之外,还漏掉了那半通不通的怪字。最后我是这样变通的:“一个人恨人类而要独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个人恨女人而要独抱其身,就完全莫名其妙!”

王尔德用人名也每有深意。主角杰克原名Ernest,当然是earnest双关,我也用谐音的“任真”。“梁勉仁”当然是影射“两面人”。劳小姐原文为Miss Prism,取其音近prim(古板)。我改为“劳”,暗寓“牢守西西丽”之意,因为它音近prison,何况她也真是“老小姐”呀。

最后要交代的是:《不可儿戏》写成于一八九四年,首演于一八九五年,出版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五二年曾拍电影。王尔德的初稿把背景设在十八世纪,不但情节更为复杂,而且还比今日的版本多出整整一幕来。终于他听从了演出人兼演员乔治.亚历山大的劝告,把初稿删节成今日的三幕,于是整出戏才畅活起来。可见即使才高八斗,也需要精益求精,才能修成正果。

不过王尔德毕竟是天才。当日他写此剧,是利用与家人去华兴(书中提到的海边小镇)渡假的空暇,只花了三星期就完成的。我从今年二月初译到三月中,花了一倍的时间。王尔德的妙语警句终于捧到中国读者和观众的面前,了却了我十几年来的一桩心愿。

俏皮如王尔德,读了我的译本,一定忍不住会说:So you have presented me in a new version of cynicism?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I could be made so cynical.  萧条异代不同时。只可惜,他再也听不到自己从没讲过的这句妙语了。

一九八三年清明节黄昏

王尔德的幽灵若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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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余光中

余光中为华文世界著名作家,目前为台湾中山大学荣休教授。诗、散文、评论、翻译均擅,已出版繁体及简体版专书七十多种,曾获四所大学之荣誉博士,以及奖项数十种,包括霍英东成就奖、全球华文星云文学奖终身成就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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