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的意象

哥特是一种文学类型，而且具有现代特征。“类型”（genre）一词源自拉丁语“genus”，意指“种类”（kind）。所以，若问一段文字属于哪种类型，就是问它算哪个种类。类型不是箱子，不能把文字整齐清楚地归类；没有哪句定义或哪种元素适用于所有哥特文学，相反哥特这个文类更像是文本和故事所组成的大家庭。家庭成员都长得不一样，也未必有共同的特征，但确有一些重叠的特性、与特征。哥特这个文类是一个尤其古怪反常的大家庭，其中的各个小家庭本身也够奇怪，充斥着强奸和乱伦的场景；旁系和远亲中也不乏私生的、边缘的、身份不明的家伙。在如今庞杂的哥特大家族中，不仅有小说、诗歌和故事，还有电影、音乐、电子游戏、歌剧、漫画和时尚，全都属于——又不完全属于——同一类型。但是，它们毕竟还有一些重要的共通之处。

哥特小说里的人物往往身处奇怪之地，一个另类、神秘、截然不同的地方，那里常常环伺危险和暴力，时有色诱，监禁也不少见。比如，在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创作的《德古拉》（Dracula，1897）中，年轻的初级律师乔纳森·哈克（Jonathan Harker）突然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德古拉城堡。该场景设在中欧，但在经典哥特小说——例如安·雷德克里夫的作品里，故事往往发生在某个遥远而神秘的南欧边陲地带；或者也很有可能是一栋摇摇欲坠的路边宅邸，就像《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的沙提斯庄园（Satis House）。

冲突的时代

哥特小说中的地点总是充满神秘、迷失、黑暗和隐秘的色彩，所处时代也是如此。哥特故事经常发生在转型时期（如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期），或是汇聚多个风起云涌的激荡年代。哥特小说中，现代和古代总是势不两立，原以为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远古余孽总会杀回来复仇，让书中人物和读者不得安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过一部有名的论述，《怪怖者》（The Uncanny，1919），把“诡异”定义为“ 一种令人害怕的类型，可让人回想起某个熟悉已久的旧印象”。[1]哥特小说就充斥着这种效应——吓人且陌生，然而又莫名地觉得熟悉。本应已经了结的过去一头闯进当下，使一切变得错乱。这也就是为什么哥特对现代科技的喜爱丝毫不亚于对鬼魂的热衷。鬼魂来自没有时间或地域概念的过去，如此不合时宜，带着某种要求、诅咒或恳求。鬼魂就像哥特作品，扰乱我们对现在和过去、当代和古代的认知，所以，《德古拉》这类小说既充满现代科技如打字员、速记法、录音机，也充斥着吸血鬼、毁灭和死亡。

力量和约束

哥特的世界迷恋于强横与柔弱的极端对比，故事里有各种各样的拘束、囚禁、强迫。对肉体和心灵的极端威胁和孤绝此起彼伏。哥特小说的核心情节往往是年轻女子陷入危险境地，就像安·雷德克利夫的《乌多夫堡秘辛》中的孤儿艾米莉·圣奥伯特（Emily St Aubert），或《德古拉》里的露西·韦斯滕拉（Lucy Westenra）。这些娇弱的女性要面对可怕的罪行或恶人，像《乌多夫堡秘辛》中的蒙托尼（Montoni）、德古拉伯爵。这些被诅咒、似撒旦、败德无道的恶人能随心打破常规、法律和禁忌。性别间的不同也是哥特的核心，且对性渴望、性快感，性权力及性痛苦的探究往往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哥特有很多现实主义小说所不具备的自由，可以表达情欲，尤其是败俗的、不伦的性，还充斥着同性欲望、变态、痴迷、窥淫和性虐。有些哥特作品，如马修·刘易斯的《僧侣》，甚至几近色情。

惊悚和恐怖

为什么读者会从惊心动魄的哥特故事中获得愉悦？这种享受是否意味着某种错误的、不道德的观念？哥特小说先驱安·雷德克里夫对这些问题尤其困惑，并试图通过确切区分“惊悚”和“恐怖”来解答。她认为，“惊悚”（Terror）是她作品的特征，具有提振精神的作用，她的作品仅仅暗示恐怖的事物，而非直接地呈现。她认为，这能“拓展（读者的）灵魂”，培养他们对日常生活之外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感受和理解能力。而“恐怖”（Horror）则相反，雷德克里夫认为，它赤裸裸地展现恐怖事物，“麻木乃至灭绝”[2] 读者的感官。这对精神有害，会激起不正当的兴奋感。例如，雷德克里夫的小说描写性侵或强暴的威胁如何潜伏和逼近，而《僧侣》则直接描写强暴场景。前者属于惊悚，道德观是好的，后者属于恐怖，道德观有害。对雷德克里夫而言，“惊悚”追求充满恐惧和不安的心理体验，是对人类极限的认知；“恐怖”则相反，注重恐怖事物本身，对读者的心智益处有限，甚至反倒有害。

不确定的世界

哥特世界充满疑惑，尤其是对超自然和灵魂力量的疑惑。哥特作品试图在我们的脑中营造一种神秘事物的可能性。它们能超越人类的力量、理性和知识。但这种可能总是伴随着不确定性。在雷德克里夫的作品中，哪怕最可怕的东西最终也有合理的、自然的解释；相反，在刘易斯的《僧侣》中，撒旦还亲自现身。伴随着哥特作品的不确定性，和小说中正统宗教信仰式微的世界背景相得益彰；在这里，超自然现象受到非同寻常的关注，最异想天开的事物也仿佛总是触手可及。富有学识的怀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爱和感受，这也是作者竭尽所能去煽动的情绪。十八世纪哲学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崇高与美的哲学探索》（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1757）中，在“美”（beautiful）和“崇高”（sublime）之间划出决定性的分界，后者是现代艺术思想的重要奠基之一。伯克认为，美的特征是秩序、和谐和比例。崇高与此相反。恰如我们在高山之巅、暴风之中的体验，是过度的感受，是与威能、恐惧和敬畏的不期而遇。显然，哥特作品试图带给我们这种崇高的体验，用一切超乎理性、无法解释的事物和可能，以可怕又可畏的人物、难以名状而深不见底的事件震慑我们，让我们突破日常生活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