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讲: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

木心在本文中重点分享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深入浅出论述这时期文学史,并介绍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著名剧作。

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五日

中国的圣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马基雅维利叫人做坏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论事的那一套,与理想主义相反。

你和政治恶魔周旋,你要知彼知己。你讲实际,我比你更实际。你同恶人打交道,要恶过他的头。中国古代的所有军师斗法,都是马基雅维利一路。向来以为他公开宣扬恶,以恶制恶,我以为他是反讽。

我在狱中,曾经想起蒙田的一句话:“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真正伟大的作品,没有什么好评论的,评论不过是喝彩。那年希腊雕刻来纽约展览,我看了,哑口无言。看不完的呀,我又不能躺下,躺下,尽看,也看不完。

你们看书可惜太少。不但少,遍数也太少。莎剧,我看过五六十遍,为什么呢?年年中秋吃月饼,多少月饼?上礼拜堂,天天上。《福音书》,我读过百多遍。每次读都不一样,到老也懂不透的。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而他写到霍拉旭,真是伟大。哈姆雷特这个人,身边一定得有个霍拉旭这样的人。哈姆雷特对任何人说话都不正经,挑剔,疙瘩,唯对霍拉旭句句实话,心照不宣——不是霍拉旭伟大,不是哈姆雷特伟大,是莎士比亚伟大。

在座的画家很熟悉:文艺复兴是欧洲的老本。讲到文艺复兴,是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是指别国。

Renaissance,“再生”之意。

公元十五到十六世纪之间,经漫长中世纪,欧洲文化在新的平面上复活了(目前的两德统一,有点像文艺复兴了)。但很难指哪年到哪年。我们常说的“近代”,有两种定义:一是指十九世纪产业革命以降;一是推得远了,自文艺复兴算起。从全世界历史来看,应从文艺复兴算起,从堂吉诃德骑着瘦马出来,“近代”开始了。

拿这常识、观念,可去看别人的理论。理论中,有实用的,从“知识”谈现代;有非实用的,从“审美”谈现代。

圣·奥古斯丁死后六百多年间,修道院留下了中古以前的欧洲文化。西方文化的这个“文化虎子”,还是在西方这个“虎穴”中。但敲钟唤醒文艺复兴的人,是意大利的但丁和英国的乔叟。

我们讲文学史,要扯到历史。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希腊的文化人逃到意大利,把希腊文化艺术带到意大利,这份很厚的礼物,就是后来文艺复兴的种子。

当时哥伦布发现美洲,德国已有印刷厂,意大利已会造纸(李约瑟曾论证中国的火药和马蹄铁,摧毁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王朝)。欧洲对世界发生了新的看法,新的观念。整个欧洲弥漫着政治文化的种种新问题,造成空前的思想活跃。新的疑问形成新的答案,新的解答形诸印刷与传播。

蒸汽机推动了产业革命,印刷机推动了文艺复兴。

为何发生在意大利?最靠近希腊,本土又有罗马文化。故有说法:佛罗伦萨之于雅典,一如月亮反映了太阳。

文学史,讲谁好呢?我想,讲马基雅维利,讲阿里奥斯托。以后去旅行前,要好好读那国的书,了解熟悉后去,有收获。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是佛罗伦萨人。三十岁不到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常出使外国和法国路易十二的宫廷,与意大利主教、军事领袖西萨·布琪(Cesare Borgia,也译作凯撒·博吉亚,1475—1507)谈判(达·芬奇即曾被西萨·布琪雇用),后被政敌所害,入狱。晚年隐在小村里写作。最重要著作《君主论》(Ic Principe),拿破仑、希特勒,都读。

我可大胆地说,人类中最有独特性格的就是马基雅维利。他怪在判断力、观察力非常敏锐,但办起事来非常率性,老要人做坏事,自己不做坏事。

他自称是人类的公共秘书。所谓“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即马基雅维利。

他是个怪杰。你们翻翻世界伟人的辞典,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总是列位其中。他的《君主论》,讲韬略,讲权谋,与中国兵法比,更赤裸裸谈论权力与统治。中国讲权谋,有遮羞布、幌子、大旗,马基雅维利直截了当讲。

中国的圣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马基雅维利叫人做坏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论事的那一套,与理想主义相反。

他写西萨王背叛上帝,毫无怜悯,蛇蝎心肠,应受恶报。另一篇章中又奉西萨为统治者的楷模,大事赞赏。马基雅维利搞什么名堂?出尔反尔——很有趣,说穿了,他讲了两个层次的老实话。一,西萨是坏蛋,恶棍。二,要做统治者,不像西萨那样做,你做不成。

西方的拿破仑、俾斯麦等寡头,都以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为然。一切理论,凡要如此做,不如此做,都是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理想主义,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是人和事实际是如何的。从这个观点看,霍布斯(Thomas Hobbes)、博林布罗克(Bolingbroke,一译作鲍林白洛克)、休谟(Hume)、孟德斯鸠(Montesquieu),都可说是马基雅维利的学生。

我以为培根论他最中肯。培根说:“我们十分感谢马基雅维利。他写出了人所做的事,而不是人应该做的事。”

这当然是俏皮话。我对马基雅维利如何评价?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或办法,应该看作一种反讽。你和政治恶魔周旋,你要知彼知己。你讲实际,我比你更实际。你同恶人打交道,要恶过他的头。中国古代的所有军师斗法,都是马基雅维利一路。向来以为他公开宣扬恶,以恶制恶,我以为他是反讽。

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生于1474年(马基雅维利不是文学家,是人文学家)。三十一岁开始写他的长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历十年成,是文艺复兴时代最纯粹最完美的诗,是那时的精锐之所在。

什么是文艺复兴的精锐?即对生命的兴趣,对生活的兴趣,对人的兴趣。而在当时宗教宣扬神的兴趣。神的兴趣,即死后的兴趣。

我不是我,不是从前的那个人,
奥兰多,他死了,他埋葬了。
他的最不快乐的爱,
杀死了他,割去了他的头。
我是他的鬼,走上走下,必须经过
这个痛苦的漫长的峡谷,
成为一个范例,一个定则
给别人看,
给那些把真诚放在恋爱上的蠢人看。

这是阿里奥斯托失恋后的诗句的大意。口气很像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受他影响。拜伦、普希金,都受他影响。阿里奥斯托是浪漫主义的祖父,我小时候读他的书,就喜欢他。

还有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诗人,塔索(Torquato Tasso)生于1544年。多情。名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晚年半疯狂。

现在讲英、法、西班牙的文艺复兴。先讲法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是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93—1553)。他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并称为欧洲三巨人,伟大可想而知。

文艺复兴是苦行主义的中古精神之后的求知、行乐、进取、妩媚,这些精神正好集中于拉伯雷作品。拉伯雷年青时是教士,后来抛弃顺利的生活,成为在家的修士(也有修道者离开家庭)。他有三十多年传道生活,深知幽闭禁欲的坏处苦处。

我们和拉伯雷相隔数百年,我们也深知禁书禁欲的坏处,深知隔离审查的苦处。

拉伯雷老在作品中嘲笑圣女,扩大到嘲笑一切人和事物,刻骨铭心的嘲笑,但不冷酷,不愤怒。他的滑稽是纯朴的、忠厚的,他的深刻性正在于此。我曾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敏感的人道主义者,粗鲁的文学家”。

另一位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一度少有人知。蒙田为人平和,新教徒受旧教徒迫害,起来报复,他认为何必害来害去,既为新教徒辩护,也为旧教徒辩护。

我总把他看成怀疑主义家谱里的前辈。“将容忍和自尊保持得最好的人。”这是我对他的评价。

容忍,最大度的容忍,自尊,最高度的自尊。我自勉,也共勉。但很难做到。我在狱中曾经想起蒙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引自一位古代水手的:

“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

另有一句:

“世上最大的事,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才是他自己的。”

这句话对艺术家很好。人要临危不乱,临幸福也不乱。

国王对他说:“我喜欢你的书。”他马上说:“那么,你应该喜欢我的人。”可敬可爱!他憎恶狂热的信仰,恐怖的行为,残酷的刑罚。论及“人道主义”,不要忘了蒙田。

十六世纪是西班牙生气勃勃的时代。北非人、犹太人已被逐走,西班牙独立了——太阳下有一位断臂乞丐。英法记者要找塞万提斯。乞丐说:是我。记者惊讶:你会写东西吗?塞万提斯说:我写过一本《堂吉诃德》。记者说:你知道吗,你在英法大名鼎鼎。塞万提斯回答:西班牙人不知道,我是西班牙人,所以我也不知道。

从前骑士很惨,晚年退休后没有保障,弱者当雇佣兵,强者当强盗。制度没落了,塞万提斯就写骑士。写到后来,他自己的血液流到主角身上,成为骑士的意念,觉得骑士的善良被浪费了。惟其浪费,才是真的善良。这是塞万提斯的伟大的善良。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生于1547年,死于1616年,与莎士比亚同年同月同日死。典型西班牙男子冒险的一生。先与土耳其人打仗,失左臂,醒来后人告知失臂,他说:“那右臂就更伟大更有力量了。”曾被强盗抢去,又赎回。

三十四岁写作(大家三十多岁写作,不迟啊),一边任小职。脾气不好,常入狱。出书后成名,一点好处也没有,还要饭。后十年写成《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这是一本以嘲笑开始、以祈祷结束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杰作。骑士的行径怪诞不经,悖于情理,可是你读着读着,会深深同情他。这就是塞万提斯的文学魅力。少年人读《堂吉诃德》,不会懂的。

我二十三岁时,想论《哈姆雷特》,也要论《堂吉诃德》。这是人类的两大类型(停下来,向大家介绍屠格涅夫论这两种类型的著名演讲)。我的论文就是与屠格涅夫辩论。他贬《哈姆雷特》,因他自己是哈姆雷特型。但我不同意。我讲课是讲课,写作是另一回事,演讲也不一样。写作是面对上帝(艺术),讲课是面对学生(朋友),演讲是面对群众(平民)。

耶稣天然知道这层次。对上帝说的话,绝不对门徒讲,对门徒讲的话,不对群众讲。“该懂的懂,不该懂的就让他不懂。”

肖邦的音乐,就是对上帝说的,独自弹琴,点上蜡烛,众文豪只能偷偷躲在窗下院中听。

文艺复兴最有学问的人,一是荷兰的伊拉斯谟(Erasmus),一是英国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著有《乌托邦》(Utopia)。

当时人很重视知识,狂热追求知识。伊拉斯谟曾得教皇与各国国王请教,他以拉丁文写作,作品宏富,最著者有《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讽刺世俗的众生。一出七版。什么缘故?我以为每个世俗的人都喜欢骂世俗的书,以此认为自己不俗。

莫尔和伊拉斯谟是朋友。

英国的文艺复兴是随着莫尔的著作而来的。他比莎士比亚约早一百年,与马基雅维利同辈,是英国文艺复兴的先驱者。

莫尔不是《乌托邦》初想者。最早的构想者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文艺复兴的可爱,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后现代其实也可以文艺复兴。我们发现了宇宙,又发现了基本粒子。这两大发现,应能产生新的文艺复兴。但科学跑得太快,人文跟不上。这悲剧,是忘记了古代的人文传统,而且抛弃了。现代的知识爆炸,炸死了人性。故尼采当时就责怪启蒙运动,理性扼杀了人性。

英国文艺复兴的散文作家还有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

从前整个欧洲,正规的写作都要用拉丁文。可是十六世纪但丁以意大利文写作,英国人以英文写作,发掘了本国的语言。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Ⅰ)是个好国王,爱文学。在意大利,有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在当时,这两个伟大的文艺赞助人至关重要。

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前,已有两位诗人出现:托马斯·怀特(Thomas Wyatt), 莎里伯爵(Henry Howard,the Earl of Surrey),以英文写十四行诗。后有西德尼(Philip Sidney)及斯宾塞(Edmund Spencer)。西德尼写诗、散文,兼学者和旅行家。他的《诗辩》(Apology for Poetry)是诗人卫护艺术的妙文。他的十四行诗集有些雕琢,但不失恳挚。斯宾塞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大诗人,少年时已能翻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第一部诗集《牧人的日记》(The Shepheardes Calender),献给西德尼。死后葬于西敏寺,位近乔叟之墓。代表作《仙后》(The Faerie Queene),比喻繁复,不易懂,写武士、巨龙,影响到后来的弥尔顿、蒲柏、济慈。

伊丽莎白在位时,又有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德雷顿(Michael Drayton)、本·琼生、培根。

讲莎士比亚前,先要讲英国两位伟大的文学家。

本·琼生(Ben Jonson,约1572—1637)。小莎士比亚八岁,两人是好友。他当过兵。二十多岁后与伶人为友,多作讽刺剧,如《每人都在他自己的滑稽中》(Every Man in His Humour)。上演时,莎士比亚是演员。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政治家、法学家,又是哲学家、文学家,每方面都占很高的地位。知识渊博,博及整个时代,思想感动整个世界,强调知识与实据。思想有血有肉,观点明达。论文集最佳,小说写过《新大西洋岛》(The New Atlantis),实为他的理想国。他将自己的理想写得很仔细。

他的格言、短句,非常出色。我常爱接引他的话,与他别扭,侃大山。

莎士比亞,值得講四小時、八小時……但這是文學史通論,只能以後慢慢來,準備足夠,下功夫,才能講。

莎士比亚碰不得。研究莎士比亚的书早已成了图书馆,永远发掘不完。其实真正伟大的作品,没有什么好评论的,评论不过是喝彩。那年希腊雕刻来纽约展览,我看了,哑口无言。看不完的呀,我又不能躺下。躺下,尽看,也看不完。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二十二岁到伦敦(奇怪,天才都知道离开家乡,都知道要到哪儿去。从这点看,在座都是天才)。最初在剧场打工(我看是打基础),后修改古代剧本——这都对的,天才是天才,基本功都有的,不必进学校,不必硕士学位——后来写了二十年,成三十七个剧本。一类喜剧,一类悲剧,一类历史剧。代表作:

《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喜剧。

《哈姆雷特》(Hamlet),悲剧。

《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历史剧。

剧中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非常复杂,凡人、名人、仙人,一上台几句话,个性毕现,忘不了。这是极大特点。艺术家呈现这个世界,唯一的依本,就是他自己。

莎士比亚表现莎士比亚。

早期写喜剧,中期写历史剧,晚年写他深刻的悲剧。悲剧中又有喜剧的分子,他以为悲喜是一起的(中国的绍兴戏叫做苦剧,一苦到底,带好手帕去哭)。他最后的七年八年,安详而醇熟。他自己知道使命告终,地位永恒。可惜谁也没有对他说过:威廉,你是仅次于上帝的人。

正因为仅次于上帝,比上帝可爱。

我排列莎剧,精品中的精品,共十本:《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暴风雨》(The Tempest)、《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恺撒大帝》、《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奥赛罗》(Othello)、《麦克白》(Macbeth)、《哈姆雷特》及《李尔王》(King Lear)。

你们看书可惜太少。不但少,遍数也太少。莎剧,我看过五六十遍,为什么呢?年年中秋吃月饼,多少月饼?上礼拜堂,天天上。福音书,我读过百多遍。每次读都不一样,到老也懂不透的。

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先看《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后人再写少男少女,写不过莎士比亚了!在伟大的作品前痛感绝望,真是快乐的绝望!阳台下罗密欧偷听朱丽叶的独白,之后的幽会,对白,黎明分别时的对话,是全剧的精华,凌绝千古。把朱丽叶定在十四岁,就定得好。两家世仇因是几代相传,忘记了,然而到少男少女殉情后,才见真情,两家明白不能再仇恨了。

《奥赛罗》(Othello),男主角代表爱,忠诚,嫉妒;黛丝德蒙娜代表纯真善良,另一家伙,伊阿古,代表恶。黛丝德蒙娜当众辩白爱英雄一段,非常精彩。伊阿古说坏话的技巧之高超啊,黛丝德蒙娜至死不明真相,死而无怨(瓦格纳少时写悲剧,发现全部杀光了,只好鬼魂上场)。爱与死是最接近的,最幸福与最不幸的爱,都与死接近。

不三不四的爱,倒是和死不相干。

《麦克白》(Macbeth),现在变成说是“心理剧”。非常阴惨恐怖,把女性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浦东高桥教书,寒暑假总有杭州来的学生住我家,伙食包在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娘阴一套阳一套,我们吃足了亏,我就说,这是饭馆里的麦克白夫人。大家哗然大笑——给恶人定性定名,给善人一种快感,看透一个恶人,就超越了这个恶人。莎士比亚写出这恶,写到剥皮抽筋的快感。

《李尔王》(King Lear)是个家庭伦理的悲剧——啊呀!莎士比亚总是把事情弄大——写嫉妒,弄到奥赛罗那么大,写恶,弄到麦克白那么大……天才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成永恒——但这仅仅是李尔王一家的伦理关系吗?不,是人性的基本模式。现代中国、现代美国,多的是这种模式的翻版,而且越翻越糟。现代李尔王只有大女儿二女儿,代表正气的小女儿死了,不再复活,绝版了。

人世真没意思,因为真没意思,艺术才有意思。

《哈姆雷特》(Hamlet)是莎翁所有名著中最大的一颗明珠,宝石。全世界文学名著少了《哈姆雷特》,不可想象。凡生于莎士比亚之后的文学家,都再三熟读《哈姆雷特》——中国例外。

到了老年,莎士比亚似乎把郁结心中的哲学观点都放到丹麦王子形象上,但仿佛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莎翁所言。你们看原作,哈姆雷特和人的对白,与他自己的独白,完全是两种辞令语调,这是剧作者莎士比亚在遥控。是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血肉相连,但又离得很远,远远地“遥控”。

许多作家喜欢死乞白赖地赖在角色身上,喜欢靠角色来说自己的话——用这个准则对照大批著名文学家,也不例外。可是莎士比亚、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司汤达、哈代、巴尔扎克,从不和剧中人发生暧昧关系——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精神上的儿子。可是这位父亲一点不通私情,冷静看他儿子表演。

哈姆雷特是个悲观主义者,但却是享乐主义者,是个思想者,不肯行动,觉得“我在思想里已做过一回了”。一个思想过度的人,行动非常软弱。

许多人不死,拖拖拉拉活下去,因为在思想上已经死过了。我要是续写《红楼梦》,会让贾宝玉拖拖拉拉活下去。

《哈姆雷特》其中有个最坏的叔叔,他却不多写。后来我懂了,有个象征即可,不必多写。整个古堡阴沉,唯奥菲莉娅(Ophelia)的死是明艳的一笔,白色和绿色。

思想多而行动少——悲观而享乐,最吸引女性。但爱上这种人,注定悲剧,不会有结果——林黛玉爱上一个贾宝玉。

而他写到霍拉旭(Horatio),真是伟大。哈姆雷特这个人,身边一定得有个霍拉旭这样的人。哈姆雷特对任何人说话都不正经,挑剔,疙瘩,唯对霍拉旭句句实话,心照不宣——不是霍拉旭伟大,不是哈姆雷特伟大,是莎士比亚伟大。

欧美人喜欢狗,我喜欢霍拉旭。

中译莎本,我以为最好的是朱生豪,译成全集。

文章版权持有者:© 木心美术馆。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撰稿人: 木心

木心(1927-2011),画家,文学家、诗人,乌镇人,12岁写诗,16岁在当地报刊发表散文。五十年代后,分别任中学教师与上海工艺美术设计师,私下写作,积著作二十种,文革初抄没。前后三度被囚禁,成狱中手稿66页。1979年获平反,任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1982年移居纽约。重启绘画与写作,分别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版诗集、文集三十余种。同期,作画不辍。2001年,耶鲁大学美术馆为其举办大型个展,并巡回芝加哥美术馆、夏威夷美术馆、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随展出版精装画册。新世纪木心应家乡乌镇竭诚邀请,于2006年回乡定居。2011年逝世。同年,乌镇为之起建“木心美术馆”。2011年,首部英译小说集《空房》在美国出版,获美国出版人周刊等书评机构好评。2012年底,木心在纽约为华裔艺术家讲授五年世界文学课的听课笔记《文学回忆录》出版,获两岸各种年度图书奖五种。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