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四)

木心于本文续谈十九世纪文学批评,介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及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等著名批评家,分享他对这些批评家的看法。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批评是很广义的名词。讲文学史,当然是文学批评。就文学本题讲,所谓文学批评,是指散文。历史学家,善批评者,作品收入散文。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大名鼎鼎。十九世纪后半的大批评家。我读罗曼·罗兰和爱默生时,起劲地读过一阵卡莱尔。我告别罗兰时,也告别卡莱尔。读书如交友。读万卷书,朋友总有千把个,但刎颈之交,不过十来人。卡莱尔不算。

父为石匠。农家子弟。求学于爱丁堡大学。当时学而优则教(士),他不想去当教士,最终决定坚持信仰,靠讲课、写作维持生活。长寿,身体却坏,一辈子胃病。

1825年出《席勒传》(The Life of Friedrich Schiller)。1826年结婚,此后撰稿为生,所作大多为德国文学论文。1837年,出版重头书《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1841年,将多次讲演成集《英雄和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他的名字与此著作联在一起。后又出版另一代表性著作《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怎样评价卡莱尔?

他是很有魅力的男人,长得雄伟,爱默生推崇备至,敬爱他。我少年时,家中阴沉,读到卡莱尔句:

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语人生。

大感动。又有:“打开窗户吧,让我们透一口气!”(呼吸英雄的气味)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罗兰、卡莱尔对我的不良影响(不是他们不良,是于我不良),是因为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大的自觉,一个太高的调门。

人要从凡人做起,也要学会做观众。

罗兰一上来就起点太高,结果并不长进。他在师范大学时写信给托尔斯泰,是这点水准,到老得诺贝尔奖,还是这点水准。傅雷也相似,上来就给罗曼·罗兰写信,从法国留学回来,到红卫兵冲击,还在那些观点。

起点高,而不退到观众席,老在台上演戏,那糟糕极了。后来罗兰访苏,简直失态。

他是讲文以载道的。

卡莱尔在文学上比罗兰好,辞藻丰富,句法奇拔。他认为无情与冷漠是世上的大罪。他反对一切民主主义,要有英雄伟人出来领导——对的。可是英雄呢?伟人呢?

我以为是不得已,才找个民主制度。民主是个下策。再下策呢?一策也不策——明乎此,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

其他策,更糟,所以乃为上策。

所谓民主,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一船,无船主,大家吵,吵到少数服从多数——民主。

民主是不景气的、无可奈何的制度。卡莱尔痛恨快速发展的商业工业社会。眼光远。他反对物质主义。

我与他不同的是,他演讲,讲正经话,我只能讲俏皮话,笑话,骂人,写散文诗——骨子里,倒是英雄崇拜。

我反对民主?这话要有一个前提的。要这样讲下来,把民主和英雄主义对比下来,才可以讲讲。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他说的。说得好!

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别说我反民主——别误解。目前,民主是唯一的办法。我希望今后东欧、中国有了真的民主,不要是现在现成的美国式的民主。拿一个更好的民主出来,这样子,七十年受的苦没有白受。

不能把西方这种暴力、性、刺青……拿来。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生于伦敦,苏格兰人,父为酒商。童年少年很快乐。1839年在牛津大学以诗得奖,四年后发表《近代画家》(Modern Painters),1849年发表《建筑的七盏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1853年发表《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均属艺术论文集。

他谈艺术,谈谈就谈到当时的社会道德,这是他关心的东西。他在伦敦大学讲艺术,都宣传社会道德、人生等等,也是文以载道派。他的目的,想创造纯洁、快乐的理想国。

“美学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他说。

这种类型的文人,中国历代有的是,认为诗赋小道,安邦定国才是大丈夫所为。我的看法,你要做政治家、教育家,你就去做,别做艺术家。拿破仑指挥军队,贝多芬指挥乐队——这很好嘛。要拿破仑去指挥乐队,贝多芬去指挥军队?

罗斯金人是好的,心是热的,这是我的评论。他的观点今已无人感兴趣。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现在还常常提到他。诗人,以批评家传世。他的可贵,是对产业革命以后的庸俗物质主义,大肆攻击。我们目前所处的平民文化、商品极权,是他预见的社会。他是有远见的。

罗斯金、卡莱尔,都可为了道德,艺术要靠边。阿诺德不这样。他从不标举什么具体的道德方向,他知道艺术的道德是在底层。

我常说,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领诺贝尔奖时说:说到底,艺术的力量,是道德力量。大鼓掌。可他平时从来不说这些大道理。他书中不宣扬道德的。

道德在土中,滋养花果——艺术品是土面上的花果。道德力量愈隐愈好。一点点透出来。

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耐性多好!哪里宣扬什么道德。

现代文学,我以为好的作品将道德隐得更深,更不做是非黑白的评断。

他的行文,流利庄重,不明说,多做暗示。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批评。我有一句不愿发表的话:

艺术家是分散的基督。

如果面对阿诺德,我就说给他听。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他是个老侠客,样子潇洒,文章漂亮。唯美主义的旗手,是佩特。唯美主义的健将,都是他的学生,王尔德也在他旗下。

唯美主义起于英国,到法国后,法国人却很自尊,不提佩特,其实法国那群精致玲珑的文人诗人,都受过佩特理论的影响。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瓦莱里、纪德,都从唯美开始,又能快步超越唯美主义,潇洒极了。

佩特文体美丽。在西方,这种美丽的论文体是自佩特首创的。在中国,不稀奇。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文字都美极,美得无懈可击。这本应是文学的菜单,结果菜单比菜好吃。

他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和《希腊研究》(Greek Studies),都写得好极。他是文学上的雅痞。《想象的肖像》(Imaginary Portrait)是他写的美好而不可及的传奇。另有《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

此公不能等闲视之。

英国历史著作,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写过《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和《弥尔顿论》(Essay on Milton)。

据说此二书受到现代人的重视,远超过卡莱尔等人。他的文章无一页沉闷。他表白的是多数人的见解,可是别人表白不清楚,在他却是轻轻易易,通而不俗,文笔愉快。实际上,这种才能,正适合写历史。

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这个人文章要看。很好很好。达尔文的继承人、发扬者。他是生物学家,杂文、论文、讲演,文学价值都很高,看似轻松,毫不在意,而又雄辩,旁征博引。我很喜欢他的文笔,完全是文学家在那儿谈科学。请各位留意,碰到赫胥黎的作品,别忘了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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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木心

木心(1927-2011),画家,文学家、诗人,乌镇人,12岁写诗,16岁在当地报刊发表散文。五十年代后,分别任中学教师与上海工艺美术设计师,私下写作,积著作二十种,文革初抄没。前后三度被囚禁,成狱中手稿66页。1979年获平反,任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1982年移居纽约。重启绘画与写作,分别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版诗集、文集三十余种。同期,作画不辍。2001年,耶鲁大学美术馆为其举办大型个展,并巡回芝加哥美术馆、夏威夷美术馆、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随展出版精装画册。新世纪木心应家乡乌镇竭诚邀请,于2006年回乡定居。2011年逝世。同年,乌镇为之起建“木心美术馆”。2011年,首部英译小说集《空房》在美国出版,获美国出版人周刊等书评机构好评。2012年底,木心在纽约为华裔艺术家讲授五年世界文学课的听课笔记《文学回忆录》出版,获两岸各种年度图书奖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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